如果特朗普这次真的“王者归来”了，没准最该感谢的就是民主党这番骚操作。昨天最大的事件，莫过于早上的时候传来消息，美国纽约曼哈顿刑事法院就特朗普“封口费”案宣判，宣布34项罪名全部成立。这意味特朗普将一定会被该法庭所判刑，具体的刑期将在11月做出判决。当然特朗普有上诉的权利，目前看也一定会上诉。不过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个在刑事案件中被裁定有罪的前总统，这事儿已经板上钉钉了。有读者问我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先说结论：我觉得仅以即将开始进行的美国总统大选来看，这是一个有利于特朗普当选的消息。我之前曾经做过预判，说虽然特朗普在民调中占据优势，但他当选总统的机会其实非常渺茫。可是现在，不得不更改这个判断，这场显然由美国民主党人发起的对特朗普的“政治迫害”，弄不好反而会助推特朗普登上总统宝座。AI合成图像。此次所谓“封口费”案，一定要说起来，其实本来是一件很小的事——2016年大选期间，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此时有一个从事“特种行业”的女性艳星丹尼尔斯站出来，宣扬特朗普跟她之间那些“不得不说”的故事。这一看就是竞选对手为了搞臭特朗普搞出来的伎俩，于是特朗普的律师，就给了丹尼尔斯一笔13万美元的“封口费”，让对方闭嘴。按说，在美国，如果这场私下交易发生在普通人之间，怎么也不会搞到刑事法庭上让当事人吃牢饭。可问题在于特朗普干这事儿的时候正在竞选，竞选的还是美国总统，这个事就大了。因为虽然咱们经常批判美国总统选举是“金元选举”，可是美国大选中候选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竞选资金的每一笔款项应该如何使用，其实都是受到法律严格约束的。特朗普如今面临的这34项刑事指控中，绝大多数都是竞选账目不清惹的祸。当然事情闹到这个地步，理论上也是有缓的，比如特朗普可以宣布自己对此事毫不知情，一切都是他的律师自作主张搞得事情，让律师替自己顶缸。可是这就陷入了一种十分经典的“囚徒困境”当中。美国这个国家是推崇个人效忠的，律师没有义务和觉悟为自己的雇主“抗下所有”。于是在这个唯一可以一辩的博弈点上，特朗普也失败了，陪审团认定特朗普对此事知情并是该事件的主要推手，所有被指控罪名全部成立。表面上看，事情至此是特朗普乃至共和党的大失败，民主党的大成功，但其实不然。首先，为了不让司法过于轻易的把被告送到监狱里，美国法院对这种案子的司法救济是比较完备的，该案宣判之后开始量刑要等到7月，正式定刑要到11月，特朗普不服还可以上诉，并在上诉期间申请保释。这样耽误几个月，即便最终判决结果仍旧对特朗普不利，也无法影响到这次大选的进程，特朗普该怎么竞选还怎么竞选。其次，哪怕特朗普真的被判有罪，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在于美国宪法并没有犯人要被剥夺政治权利这样的规定。理论上讲美国人完全可以选个罪犯当他们的总统。至于罪犯能不能投票这个事儿，则看各州各自的规定。而非常有意思的是，据我查到的资料，此次判特朗普有罪的纽约州，由于非常的“左”，所以是允许囚犯（哪怕是重刑犯）登记投票的，反而是特朗普作为大本营的佛罗里达州不允许重刑犯投票的。这事儿听着其实就颇为讽刺——最想要搞特朗普的纽约，成也左派，失也左派。第三，也是我觉得这个案子中最搞笑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民主党此次指控特朗普的逻辑链，就是他涉嫌拿钱隐瞒自己的风流史，靠骗、靠偷袭、选上了2016年那一届美国总统，所以构成不当竞争。可是现如今“封口门”已经曝光了，还闹出了这么大的阵仗，如果今年的美国大选最终结果居然是特朗普当选，那是不是反而说明了这事对特朗普当不当选根本没影响呢？知悉了这个弯弯绕的特朗普支持者们会不会为了给老川脱罪，更疯狂的给他捐款、投票，最终反而把他送上总统宝座呢？我不确定，但我们现在知道，特朗普被判有罪后的24小时内，其竞选团队收到的在线捐款金额达到了5280万美元，打破了共和党线上捐款的纪录。其中，还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捐款者是“新人”。在美国现在其他议题都因为过度使用而疲软的情况下，恐怕没有什么，比一个受政治迫害的竞选者形象更能激起其支持者的同情心与保护欲，民主党现在这么搞，真有点强行把特朗普往曼德拉那个方向化妆的意思。当然，策划这起诉讼的民主党人，可能原本想要达成两个目的，第一是让共和党在今年7月党内推选中犹豫，让他们不要推选特朗普出来代表共和党竞选。第二则是让中间选民犹豫，把原本投给特朗普的选票争取过来。可是这两个如意算盘，在目前的情况下都有问题。首先是对共和党来说，在没有其他强力候选人的当下，不是他们推举特朗普作为该党候选人的问题，而是特朗普要不要和他们进行合作，代表共和党参选的问题。诉讼对7月共和党最终推举特朗普参选的影响力微乎其微。至于争取中间选民，则更加有意思，支持特朗普的人大多是他的铁票仓，且在2020年的大选中很多人已经形成了“民主党迫害我们的总统”的刻板印象，此次让特朗普吃官司，相比给中间选民的影响，更大的可能性恐怕是刺激这批人。一些过于痛恨特朗普的民主党人似乎已经忘了四年前“占领国会山”到底反应了美国民间的何种民意撕裂。这四年里，它只是潜藏起来了，却并没有被解决掉。而没有什么理由，比“迫害前总统”更能重新激起这种风潮。所以看来看去，我觉得在整个民主党中可能也就只有拜登直属的白宫新闻发言人说的话比较在理一些：“想阻止特朗普当选，最终还是要靠投票。”如之前所分析的，我觉得今年的美国大选，本来特朗普胜选的概率是不大的，拜登在不出大差错的情况下，凭借在位优势拿下本届选举的概率极高。可是特朗普的“封口门”现在给了竞选一个变数，这个变数对特朗普是有利的。美国民主党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并非中央可以如臂使指的指挥一切，如若不然的话，我估计拜登不会放任手下的人在这个节骨眼上走出这招臭棋，去帮助特朗普去打造他已经非常擅长的“受难英雄”的IP。而从更深远的角度讲，民主党此次抓住这点下三路的破事对前总统展开追查，其实也破坏了美国政治中一个一直被遵循的潜规则，那就是对卸任总统的优待政策。1974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因为水门事件而黯然辞职之后不久，继任的福特总统就签署了特赦令。宣布无条件特赦了尼克松在该案件中的一切罪责。福特因为这纸特赦在当时是遭遇了极大地声望打击的，导致他在两年后的大选中败给了卡特。但我们今天回望这起事件，你会发现可能恰恰是这个仅仅当了两年总统的福特把美国从一场政治灾难中拉了回来。因为如果没有特赦，放任检察官们无休无止的追责尼克松，就会给后继总统一个印象，原来放弃总统宝座是一件如此可怕的事情，搞不好将让自己身败名裂。这会促使后任总统在卸任之前尽一切手段给自己“擦屁股”，甚至采取非常手段保卫自己的权力，在总统宝座上不下台。甚至引发共和民主两党无休无止的彼此报复。那样的话，美国政治就会“韩国化”，清算和追责前总统会成为这个国家最为主要的政治议题。而问题就在于，一个在位总统掌握那么大的权力，其任内行为不可能是无瑕疵的。这就是为什么韩国卸任总统几乎一抓一个准的，“青瓦台魔咒”不可破除的原因。前任总统们相逢一笑泯恩仇，本来是美国政治游戏可以继续玩下去的重要根基。那么，美国政治会随着此次特朗普“封口门”也同样陷入美国版“青瓦台魔咒”么？特朗普是第一个在卸任后遭遇官司纠缠的人，但真的会是最后一个吗？我们暂时还不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政治游戏本来赖以继续下去的很多“绅士准则”正在出现崩解。美国的国父之一塞缪尔·亚当斯曾经有过一个论断，他说美国的制度是建立在美国国民的道德与其基督教的信仰之上的，他认为后者才是根基。如今的美国人似乎忘了，他们的选举，本来就不是要选一个完人来当总统，可是这个制度运行本身，需要的是行为有底线的玩家。的确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尤其是涉及选举的法律制度，永远不可能彻底完备的，想要让制度妥善的运行下去，必须仰赖制度执行者们守住那些“法律未曾写出”的底线。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在这个大厦的道德和信仰根基上，美国出现了一些细微的龟裂。两党为了选举的成功，开始突破之前的底线去做一些曾经不屑于做的事情。这种崩解刚开始时可能看似无足轻重，但集腋成裘，未来却可能会给这个国家带来大麻烦。本文3200字，感谢读完，喜欢请三连加关注，多谢。

…通过希特勒青年团受到国家社会主义精神的体、智、德三方面的教育。”话说的非常漂亮，但实际上，希特勒青年团是一个全面套牢一切德国男青年行动的组织，在纳粹执政期内，希特勒青年团不断地进行调整和改制,

《叫魂》：大清版的“伊万在隔壁”。最近这几天特别忙，因为在录我的会员栏目《小西讲书》。这是一个以我自己的视角帮大家拆解书籍的音频栏目。昨天刚录完一段新的——孔飞力写的《叫魂》。但实话实说，这段录的时候觉得不是特别舒服。因为录制的过程，勾起了我大学时初看这本书时的痛苦回忆。《叫魂》算是一本史学名著，讲的是大清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华夏大地上突然兴起又猛然退潮的一场妖术大恐慌——这一年夏天的时候，有官员打小报告给乾隆皇帝，说其治下有人通过剪人发辫，然后行“叫魂”巫术来诅咒他人。剪辫子这个事儿立刻引发了乾隆皇帝的极大警惕，因为“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这个口号涉及到大清最动不得的政治正确，所以乾隆严旨申斥，让手下的官员严查。但折腾了几个月，在皇帝亲自下达的追查KPI下搞出了无数冤假错案后，该案最终查出来的结果，非常的黑色幽默：大量事实证明，在民间广泛流行的剪辫子叫魂这个事，真的没有任何针对大清朝廷的反意，这就是纯纯的大清社会底层的愚夫愚妇们因为亲戚、邻里、朋友之间的生活恩怨，想互相陷害却又畏惧于王法，最终不得不启灵于怪力乱神的闹剧。康雍乾，作为中国帝制王朝最后一个“盛世”，是人口增长的高峰期，1700年时大清治下约只有1.5亿人口，但到了乾隆朝中期，人口已经接近3亿。在传统农业社会，庞大的人口压力必然带来了巨大的人地矛盾，同时代的欧洲通过工业革命搞“产业升级”的方式可以缓解这个矛盾，但大清在乾隆皇帝的英明领导下没有走这条路。于是人地矛盾就只能向人人矛盾所转化。聪明的乾隆皇帝显然已经觉察到了这种危机，所以他时刻警惕着老百姓是不是要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来谋反，于是哪怕是“叫魂”这种荒诞不经的巫术，他也要下令严查。但事实证明，乾隆皇帝把他治下的百姓想的太复杂了，他治下的百姓真没那个意思，即便被抓进官府，上了夹棍，还在称颂皇帝圣明。是的，即便面对孔飞力所谓“镀金的盛世”、张宏杰所谓“饥饿的盛世”的那种高度内卷时代，大清的百姓也从没想过去解决帝制这个他们苦难的根源，而是忙于彼此互相诅咒、迫害。或者用一个前些年比较流行的词汇——底层互害。鲁迅先生说：“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但中国老百姓是怎么养成有气、有生存压力都往周围人身上撒这个脾气的。无论鲁迅还是孔飞力，说的都不是太清楚。我们只能自己去梳理，猜度。这其实是两千年的帝制史中被驯化出来的一种习性。先秦时代法家的商鞅搞了个创新，他把国家和百姓对立了起来。说“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为了达成弱民这目标，他给秦王定下了五条驭民策，既“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但我在读商鞅这些生孩子没屁眼的坏招时，总觉得有点疑惑——先秦时代的民难道就这么好欺负么？坐等着你商鞅来弱来疲来辱来贫？其实商鞅所有这些坏招背后，还有一个药引子一般的诀窍。那就是“使民相争不绝”的“分民”，把老百姓分成一个又一个原子化的、互不统属的个体，这样他们就会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彼此争夺。而朝廷相对这些原子化且互相争斗的个人，就永远处于永恒的强势地位。比如秦朝后来基于商鞅的思想，划分了非常细致的产权制度，甚至同一个家庭内部，妻子和丈夫都各自有各自的产权。但你说秦朝这么搞，是为了尊重妇女权益或者私有产权？领先西方一千多年提出这些现代社会的概念？不是。秦朝把家庭内部的产权划分得那么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鼓励百姓彼此，甚至家庭内部彼此进行揭发检举。秦朝法律规定，如果丈夫犯法，妻子告发，妻子可以拿回属于自己的那份财产。而如果妻子犯法，丈夫出首告发，不仅不用被连坐，妻子带来的嫁妆财产还可以归丈夫所有。你可以想见在这样的法令制度下，秦朝民间的家庭伦理关系被破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西汉的贾谊写《治安策》，评价说：“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是的，在贾谊的眼中，秦朝老百姓互相提防、迫害的劲头，和禽兽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有趣的是，虽然贾谊这样骂，汉朝对老百姓的德化教育，却也未必好到哪里去。汉初因为遵行黄老，搞过一段时间的经济开放搞活，休养生息。可是到了汉武帝的时代，皇帝“打下一片大大的疆土”的劲头又上来了，经年累月的汉匈战争掏空了朝廷的家底儿，开始搜刮民间的“浮财”。于是就有了“算缗令”，说白了就是对一定财产以上的富户征收10%的高额财产税。可问题随之也产生了，在汉代那种统计手段不发达的情况下，朝廷怎么保证对富人的财产进行有效统计呢？有办法，朝廷配套推出了“告缗令”，就是如果有富户胆敢隐匿自己的财产不报，亲戚、朋友、邻里甚至家仆都可以告发，一经告发，事主的财产一半充公，另一半则归告发人所得。后面这一招其实才是最厉害的，极大地调动了民间互相告发的积极性，民间争着互相检举，弟弟揭发大哥、儿子检举父亲，当然更多的则是邻里、朋友、家仆检举主人。班固在《汉书》中说，法令推出后不久，“天下富户率破之”，把天下的有钱人都给整破产了。我们可以想见，算缗和告缗搞到最后，汉朝一定发生了一次集体性的民间财产转移。因为“隐匿资产”这种事情，其实是说不准的，只要检举者有心，永远能挑出被检举者的毛病。于是商鞅“以奸驭良”的坏招又再次起效了。举报者们代替勤劳致富者们，拿走了他们的一半财产，成为了下一代的富人，等待比他们更没下线的举报者举报他们。而这样的故事，在之后的两千年里其实反复发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水浒传》里那样的情节——为了“赚”卢俊义上山，吴用扮成算命先生，在他宅子里写了一首“芦花丛里一扁舟”的藏头反诗，然后就落笔而去，算定不久之后一定会有人出首告卢俊义谋反。但这里面有个问题，吴用为什么能算定这首写在卢俊义宅子里的诗一定会先被想要害他的人看到，而不是先遇到一个心怀良善的人替他遮掩呢？毕竟诗是题在卢俊义自己家里的啊！最早能看到诗的不是家人、仆从也是朋友。这里面有个万分黑暗的水浒潜规则，就是吴用默认，即便是家人、仆从、朋友，在能够揭发和毁灭卢俊义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抢着揭发和毁灭他。先遇到这种“毁灭你，与我何干”的人概率，远远大于遇到一个善良之人。吴用深信这个黑暗的互害潜规则，就像《三体》里的罗辑深信宇宙的黑暗森林法则一样。而我们不得不悲哀的说，他信的有理。于是，终于，中国古代社会底层互害的机制，变成了摆在乾隆皇帝面前时的那个样子——哪怕是面对清中期那种马尔萨斯看了也当场暴毙的人口压力和马基雅维利看了也觉得过分了的帝制压榨下，大清的老百姓也真的没几个人瞎琢磨什么反清复明，更不要说搞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了。大家都在忙于今天你剪我的辫子，明天我给你画个符下咒之类的底层互害中，如果官府不出手干涉，他们能一辈子陷在这种彼此的勾心斗角中，斗的既卑微又不亦乐乎。而《叫魂》这本书写到后半段，孔飞力还记载了另一个有趣而黑暗的变化：当皇帝御笔亲批要求严抓“叫魂”乱党，各省督抚也在朝廷的催促下开始严打此类事件之后，各地老百姓惊奇地发现，他们获得了一种比“叫魂”更有效的互斗方式。那就是罗织罪名、向官府检举揭发自己的亲戚、邻居是“叫魂”乱党。而正愁抓捕KPI没办法完成的官府，会立刻不分青红皂白把这人抓出治罪，五刑之下，看你认是不认？百姓们突然醒悟：这不比什么“焚黄表，升香烟，请来各洞诸神仙”的互相下咒有效多了么？果然大清这片土地上，最容易被叫出来许愿的阿拉丁灯神，还是官府朝廷啊，只要你念（举报）对了咒语。于是大家迅速重新对齐目标颗粒度，眼看着一场反叫魂扩大化的运动就要在大清各省民众自发组织下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关键时刻，军机大臣刘统勋（刘罗锅他爹）终于站了出来，他冒死给乾隆皇帝上了折子，大意是说：皇上您此次下旨严查叫魂案，决策是英明的！斗争是及时的！成果是丰硕的！但是，现在眼看着一些地方官为了完成指标胡乱制造冤假错案，把您的好经都念歪了啊，民间一些愚夫愚妇，更借机争相彼此攀诬构陷。再这样下去局势要失控，社会要乱了啊！就这么劝一句哄三哄，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大圣，您快收了神通吧。要说乾隆皇帝这人，还是比较聪明的，看到这份折子之后，马上醒悟了。于是“叫魂”这场妖术大恐慌，终于被叫停在了乾隆三十三年。再然后，这场闹剧就像从来没发生过一样，不再被任何人提起。若非孔飞力花了五年时间天天蹬着自行车到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钩沉，可能中国国内的清史专家都不会注意到历史上曾存在过这场风波。如前所述，我大学时初读《叫魂》，感觉是很不好的，因为我总疑心孔飞力这美国老小子别有用心——因为他说的这种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好像不只乾隆朝那一代才有。让我稍得开解的，是后来听的一个苏联笑话：说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苏联人在一起聊天，争论人生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英国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就是冬天的晚上，穿着羊毛裤躺在壁炉前的摇椅上看书，我的猫靠过来，在我的腿上蹭。”法国人说：“不对，人生最幸福事，是跟昨天街上偶遇的一位美女一起去地中海度假。我们一起躺在床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苏联人听完后说：“你们想象力都太匮乏了！人生最幸福的事，是半夜有人敲门，开门后发现对方是克格勃，他说：伊万，你被捕了！”英国人和法国人一起问：“伊万是谁？”苏联人回答：“伊万是我邻居，他住我隔壁。”这个笑话开解了我，因为告诉我，沉迷底层互害、以看着邻人遭难为乐的这种可鄙性格，并不只有我们的清朝祖先们才有的。也许，重压之下，这就是普遍的人性。全文完本文4000字，本来想写一篇《小西讲书》的导读，一不小心写长了，愿大家喜欢吧。想听我讲更多故事，欢迎订阅我的《小西漫谈》：想看更多文字，也可关注这两个公众号：长文不易，喜欢请三连，多谢。

审丑有时候比审美更让人上瘾，因为它是无望者最好的安慰剂。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不由得感叹自己追热点的不及时——我看到郭有才爆火的新闻，起心动念想要把它分析一下的时候，靠在菏泽南站唱歌一夜爆红的郭有才，还正在某音一夜涨粉上千万，一场直播就据说收了500万+的打赏、正处于风头无两的风口浪尖上。而当我真正坐下来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郭有才和他带火的菏泽南站一样，都基本已经凉透了，其本人主动停播多天，原先嚷着要拿几千万和他签约的MCN公司也没影了。我意识到再不写，公众就会忘掉这个名字，就像现如今，除了我们这些搞媒体的，很少有人再记得去年某音火过的某草根“阳光开朗大男孩”和某幼儿教师的“挖呀挖呀挖”一样。为了写这篇文章，这两天我看了不少关于郭有才为什么会火的原因分析，有人说这就是某音官方刻意推流的结果，已经进入竞争红海时代的某音这个平台为了增加视频上传者的活跃度，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捧一个草根，这个道理就跟过去流行的那种即开型彩票，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让一个中彩者披红戴绿的上台领桑塔纳小轿车一样——只有定期挑选这种幸运儿，才能给底下更多的倒霉蛋以渺茫的希望，让他们坚定“继续买下去，我也能中彩”的信念，维持彩票热度。还有人一口咬定，说这就是资本在洗钱，几百万的打赏都是假的，建议有关部门严查。知名写手六神磊磊老师也写了个文章，说这事儿反映了我们进入了漫长的“偶像空白时代”，所以代偿性的加速造星毁星。这些说法，你要说有道理，似乎都有站得住脚的可能性。只是我更好奇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即便要有人要中“流量大奖”，即便资本真的在洗钱，或者即便我们真的穷极无聊，处于偶像空窗期，为什么平台、资本和我们都不选一个美一点、唱的好一点的网红来捧，而是选择了郭有才这样一个人。郭有才的长相，有人说他是现实版的《Hello，树先生》，显然跟美不搭边。至于他的唱功么？高情商的说法叫：没有技巧，全是感情。低情商的我就不说了，事情才过去不到一个周，说实在的，我不知是否还有残存的“有才粉”会来喷我。总而言之，就是哪怕在某音上，长得比他美，唱的比他好的网红有的是，但偏偏他火了为什么？我觉得这才是解析这几年“有才式网红”爆火速冷原因的真正问题，不信你盘点一下，从前几年的“高品质男士”、“giao哥”，到去年的“挖呀挖”“阳光开朗大男孩”，再到郭有才，凡是能创造这种一夜千万粉神话的，居然没有一个是不土、不俗甚至不丑的。所以我们似乎可以说，一种全民审丑文化正在成为风气，而且愈演愈烈。相比那些精致高雅、甚至哪怕不高雅，漂亮一点的颜值博主，这种奇葩的“丑角”，反而让流量欲罢不能。为什么？解答这个问题我想先给大家看一张照片：你能看出这位帅哥是谁么？回答是，他是20世纪前半叶最著名的喜剧演员，卓别林很多人在看了卓别林的真容之后会感到吃惊——这样一个“本来可以靠颜值吃饭”的大帅哥，在好莱坞闯荡江湖的时候为什么要刻意扮丑呢？回答是卓别林靠颜值很可能吃不上饭，他初次登陆美国的时候本色演出，反响平平，直到后来，他用一撮搞笑的小胡子和一顶滑稽的礼帽破坏了自己原本面部的平衡，营造出一种丑角感，才立刻红满美利坚，成为光签字费就要上万美金，周薪1250美元的大明星。卓别林靠扮丑走红的深层原因，是与当时美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和大众心理分不开的。20世纪20年代正处于美国所谓“镀金时代”的末期，这个时候“人人靠奋斗都能成功”的美国梦已经快圆不上了，大企业、大资本已经垄断了社会上几乎所有的上升管道，而由于劳动保障制度并没有跟上，中下层美国人生存状态的窘迫与消费力的低迷已经成为了一个越发严重的现象。实际上，在1929年“大萧条”正式来临之前，美国消费力的不振已经是一个困扰该国多年的问题。而1929年之后，失业率的飙升，社会冲突的加剧让中下层看不到上升出路的那种绝望感，更成为了弥漫在美国民间的一种情绪。这一切都跟卓别林在《大都会》《摩登时代》中反映的一样。这个时候，社会非常自然的产生了一种异常强烈的审丑冲动，这种审丑冲动是来两方面的：一方面，人们可以通过审丑而不是审美，来完成自我的解压。尤其一个人陷入没落的时候，看到精致高雅的东西反而会感觉到压力，因为它会照见自己的失败。相反，看到比自己更土、更俗、更丑的东西，反而会获得一种压力的释放，自己暗示自己——虽然我已经很惨了，好歹比这位强一些。另一方面，受众也要通过这种审丑，完成对自己昔日向往、如今却爬不上去的阶层完成解构。你可以看到，卓别林在很多电影中都习惯于带着一顶滑稽的礼帽进行表演，还一定要拄着一把文明杖。实际上这很滑稽，卓别林那些电影里，主角都混成那样了，还要这身装扮，一点都不亚于郭有才的那身西装。这身行头，在当时的西方，其实也只有上流精英才会日常佩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可卓别林却创新性的把它用在了演滑稽戏里。我相信很多当时美国人挤进廉价的“镍币影院”，看着卓别林搞怪，哈哈一乐的时候，心理一定是这样想的：“精英又怎样？老板又怎样？赶上大萧条，还不是和我一样，是生活中的丑角一个？”所以只要有比底层更low的丑角表演，再搭配上对精英生活的嘲笑与解构，只要配齐这两个要素。一个丑角就有可能在一个焦虑而压力巨大的时代必然而至的审丑风潮中独占鳌头。而很有意思的是，郭有才这次爆火的形象，其实把这两项都占了，土俗一面我们一望就知道，但我觉得更画龙点睛的，是他选择的那种装束风格——你是否注意到，他爆火的那些视频，要不然就是穿西装打领带、要不然则是绅士背心配金丝眼镜、还有大背头。在看过郭有才之前视频人设后，我非常确信他的这个新形象是精心设计出来的。因为这身装扮，非常符合中国三四线城市乃至小镇青年对“社会精英”的想象。就像20世纪初的美国人，觉得富豪都应该戴礼帽拄文明杖一样。而现如今，一个如此穿着打扮的人，站在空无一人的菏泽南站前面孤独卖唱，它给听众带来的心理暗示和疏导是巨大的——我也许混的很惨、阶层沦落了，但有人比我沦落的更惨，混的更惨，这我就安心了。是的，人性就是这么复杂，当机会大量爆发的时候，人们赞颂和羡慕精英，希望自己有一天成为他们。但当机会大量消失，看不到上升的希望时，人们迅速的想要嘲笑和解构它。基于这种视角，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郭有才会在爆火之后速凉。因为公众最初从他那里获取的，就是他的那种草根、扮丑甚至失败者的人设，他的挣扎求生、他的卖烤串、他那种总成功不了还要吼两嗓子的执着。可是等到他真的在资本和平台流量的助推下成功了，当越来越多的人得知他一次直播打赏收入几百万，各MCN公司抢着跟他签约的时候。受众的流量也就迅速地抛弃了他。这一切，只是因为他成功了。人们看他的视频，本就不是奔着什么艺术价值来的——在这个压力社会中，本也没有那么多人有闲暇欣赏艺术。人们看他的目的是从一个“不如己者”身上寻求自我解压和对精英成功叙事的解构。而当这个“不如己者”不仅“如”了，甚至陡然而富，远远超过自己所处的阶层的时候，解压就变成了增压，痴迷就变成了厌恶。所谓公众的审丑偏好，说到底，无非是一种“望人穷”的偏好。郭有才凉了，但我觉得他的标志性意义还是很浓厚的。在今天的互联网上，你可以感觉到太多的人，接触信息的目的，似乎就只剩下了“望人穷”。你看看互联网上，现在谁还敢顶着精英人设行走江湖？知识精英早已被解构掉了，“公知”早在若干年前就已经成为了一个被解构和嘲笑的群体。商业上的成功人士似乎也不太受待见，虽然现在某些大V不敢公开喊“资本家挂路灯”了，但像马某这样的企业家似乎仍恢复不了前些年经济发展烈火烹油时期，全网喊爸爸的时代。甚至连娱乐明星似乎正面新闻也没有那么多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清一色的“望人穷”式新闻——虽然曾经豪言“美国最乐观的估计也只能撑五年”的翟某鹰跑去美国算来也有快五年了。但这似乎丝毫没有减少受众接受美国（日本/欧洲）快完蛋的了这样的新闻兴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新闻和爆火的郭有才本质上是一样的，因为它们都主打一个土俗、简单粗暴的直给，而受众所获得的都是一种“我过的不怎么样，可别人也没强到哪儿去”的快慰，受众群体也都精准瞄向社会中下层，打的都是这一个方生方死、快进快出、割一波流量韭菜就走的“闪电五连鞭”。所以我们又何必讶异于郭有才的爆火呢？放眼望去，自媒体的各个赛道上，都挤满了形形色色的“郭有才”。无端的想起了老舍的那句话：“我想写一出最悲的悲剧，里面充满了无耻的笑声。”但有的时候我觉得老舍先生也许错了，最悲的悲剧里，也许连无耻的笑声都没有，只是充盈着各种无聊的流量。这些流量的背后，试图在这种短暂的审丑中麻醉自己的受众，他们决定了郭有才的爆火与速死，也决定了，他之后类似意义不明的狂欢还会再来。全文完本文3500字，感谢读完，长文不易，喜欢请三连加关注，多谢。

施耐庵真是“兄弟学”的大预言家。1在京东创始人刘强东老师横空出世之前，中国人印象中最耳熟能详，喜欢叫人“兄弟”的人物，应该是宋江老师。你看在《水浒传》里，宋江但凡遇见需要结交的江湖好汉，马上就跟游戏角色触发被动技能一般凑了上去，一口一个兄弟，叫的那叫一个丝滑、亲热。同时，一定会如同哆啦A梦从如意口袋里掏出道具一般，从袖中摸出数两雪花银，口称“一点散碎银两，权供兄弟花用”之类的。端的是一派及时雨的做派。不过小说读多了，你就会发现宋公明口中的“兄弟”，其实跟《西游记》里金角大王“我喊你名字你敢答应么？”差不多，你被他这么叫的次数越多，基本就相当于你被他PUA的次数越多。无数杀人不眨眼的江湖好汉，居然都在这一声声“兄弟”中迷失了自我。整本《水浒传》里被宋江的“兄弟”话术套牢最狠的人是谁？不是李逵哈，那黑厮跟宋江的关系名虽兄弟，实则更接近于奸主与恶奴。被宋江的“兄弟”术套牢最狠的是武松。一整本书里，武松跟宋江的“兄弟”关系发生过四次质变：第一次是在柴进的庄上初见时，武松在柴进那里住了一年有余，柴进对他以凡俗门客养着，还越发冷淡，武松日子过的很落魄，还害了疟疾。宋江晚上喝多了出来解手，不小心踢翻了武松的火盆，结识了他，一眼就看出这是个英雄。马上拉拢住，兄弟长、兄弟短的叫。食同桌、寝同床，隔三差五还送大把银子。武松感动的直接拜了宋江当义兄，临别了还想，“结识得这般弟兄，也不枉了。”第二次是在孔家庄，武松血洗鸳鸯楼，宋江怒杀阎婆惜，两个杀人要犯机缘巧合又碰到一起，更加同病相怜。武松见了面对他宋江哥哥说，他要到二龙山落草，帮着鲁智深等人把山寨做大做强、再创辉煌，然后坐等朝廷诏安。是的，请注意，在水浒传里，率先高瞻远瞩提出“想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这条光明路线的，可不是宋江，而是武松。可是武松这番话显然是启发了迷茫中的宋江，所以小说中写宋江闻言大喜：“兄弟既有此心归顺朝廷，皇天必佑。”这个时候宋江管武松叫兄弟，已经不单纯是拉拢个小兄弟给他卖命的意思了，而真有了点“共同创业伙伴”的意思。可是两个人的“兄弟”蜜月期其实相当短暂。后来一百单八将大聚义，重阳节大家一起赏菊花，宋江填了一首词让乐和唱，当唱到“望天王降诏早诏安，心方足”这句金句时，又是武松率先跳起来发难。“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却冷了弟兄们的心！”招安路线的最早提出者武松为什么会迅速转变为一名反诏安者，这涉及到水浒传里最耐人寻味的一个江湖潜规则，我们以后另文详述。这里单说宋江的反应——公明哥哥什么反应呢？他眼含热泪的说：“兄弟，你也是个晓事的人。我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如何便冷了众人的心？”请注意，在这一回之后，宋江就几乎没再主动叫过武松“兄弟”了，武松因为在路线斗争中站错了队，让他从宋江原定的决策分红层里被踢了出来。成为了跟林冲一样，只有在打硬仗的时候才偶尔出来晃一下的“最强工具人”。普及一个知识点，所谓“马上的林冲，马下的武松”，不仅仅是论功夫而言的。从出场到结局，这俩人都是对着写的。而武松最后一次出场，是在小说倒数第二回，这时候他在征方腊时断了胳膊，已经变成了废人，想在六和塔出家，向宋江请辞，话说的那叫一个诚恳惨切：“小弟今已残疾，不愿赴京朝觐，尽将身边金银赏赐都纳此六和寺中陪堂公用，已作清闲道人，十分好了。哥哥造册，休写小弟进京。”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宋江和武松的关系已经悄然掉换了，武松在跟宋江说话的时候非常想强调两人的兄弟旧情，开口小弟、闭口哥哥。可是当初那个一见武松就愚兄长、贤弟短的宋江这个时候什么反应呢？他啥反应没有，就冷冷的说了四个字——“任从你心”。是的没有“兄弟”，也没有“你我兄弟身经百战，非是容易混到今日。于今方是衣锦还乡、图个封妻荫子之时，兄弟如何要自寻没个结果……”之类的客套话。原文就这四个字，“任从你心”。我觉得这不是施耐庵写到最后想潦草收尾，他就是想用这四个字写尽所谓江湖兄弟情义的凉薄。怎么样？跟小说里的宋江一比，现实里强东总裁“长期业绩不好，不拼搏的人，不是我兄弟”的发言，是不是写的温情脉脉多了？武松业绩不好么？武松不会拼搏么？不要你的时候，照样“任从你心”。为什么？2小时候读《水浒传》，总被金圣叹带着走，觉得宋江这人真是奸诈虚伪、外表忠厚、内心凉薄。把自己口称兄弟的山寨员工都当成工具人。可是后来读多了中国史，又难免偶尔会觉得，其实宋江也难。因为他所生活的那个水浒宇宙里，是没有契约规则之类的关系概念的。像他那样一个人，落草为寇之后想要拉一帮人“合伙创业”，他能怎么办呢？他能成立个梁山泊杀人越货有限责任公司，给一百单八将都分个干股，让大家在股权激励下共同奋斗，等着公司上市（被招安）么？还是拉着大家开个“聚义厅会议”，学着几百年后的费城76人，共同发布一个“替天行道大宪章”？都不可能，那个时代还没有开发出那么高级的社会组织工具、或者说同时代已经有了，但中国这片土地上大家都不认的情况下，宋头领想拉一个团队一起“干事业”。那就只能搞投名状、拜把子、认兄弟那一套。这跟当大哥的到底是王伦、晁盖、宋江还是庞青云，其实没多大关系。没办法，杀人放火受诏安这种事又不是搞社会学研究，越简单粗暴的办法越好，而最简单的粗暴的团结术，莫过于喊你一声兄弟。而宋江后期对兄弟们凉薄如斯的原因，除了他到处认兄弟本来就是为了找工具人之外，还有一个《水浒传》里没说，但是放在宋明两代懂得都懂的问题。那就是一旦接受了朝廷的诏安，再保持江湖式的兄弟体系，是形同造反的。宋太祖赵匡胤，在陈桥驿黄袍加身之前，很早就跟石守信等人结成了“十兄弟”。所以有宋一代，官员尤其是军队内部结义这件事，是朝廷非常忌讳的，没有明说不允许，但是谁敢做一定是活够了。所以《水浒传》里的宋江从江湖大哥变成体制内官员之后，他在身份转变的同时一定要进行与昔日“兄弟”们的关系转变。不然，你宋江都进要进京授官了，还拉着武松、阮小七这帮脑后反骨的人，成天兄弟长、兄弟短的牵扯不清。朝廷会疑心，你想干什么？“你山字营，姓赵啊？！”所以宋江对武松这种昔日兄弟，只能是“任从你心”——没杀你已经不错了。别怪水浒传写得狠，古代中国人与人之间“关系工具”缺乏下，结义兄弟们难免都是这个结局。始于称兄道弟，终于黑暗森林。3当然，我们说，身在古代，由于关系工具缺乏，无论宋江还是刘备，硬要装出一副仗义大哥的模样，兄弟长兄弟短的跟手下套近乎，这是一种无奈。可是到了现代，像刘强东老师一样，还得管员工们叫“兄弟”，这多少就有点搞笑了。因为现代公司，驱动员工给你干活的手段，本来应该公司的劳动雇佣关系，再搞称兄道弟那一套，感觉像是在用钻木取火技术给登月火箭点火。2024年5月24日，刘强东在高管会上说：“凡是长期业绩不好，从来不拼搏的人，不是我的兄弟。”暗示京东将要裁员了。这句话一石激起千层浪，会因为人们依稀记得。2018年，刘强东曾澄清京东裁员传闻，表示：“如果大规模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我们的一半员工是不需要的。未来我们还有10倍到20倍的发展空间，我们大量的需要人，我们永远不会开除任何一名兄弟。”有好事者甚至梳理了刘强东近年来关于“兄弟”的定义发言，搞了个“刘强东的兄弟宇宙”：你对比一下强东“兄弟宇宙”对兄弟的不同诠释，跟水浒传里宋江对他武松兄弟的态度变化。你说像不像？不信？我给你翻译翻译。柴进庄初见，热络结义=“我绝不开除任何一个兄弟。”孔家庄再见，共谋出路=“我在思考为兄弟做些什么。”重阳节赏菊，悄然翻脸=“我不躺平，也希望兄弟们不躺平。”六和寺分手，任从你心=“不拼搏的人，不是我兄弟！”是不是神同步？施耐庵真是“兄弟学”的大预言家啊。实话实说，其实京东对于其员工的待遇，还是相当不错的。起身草莽的强东哥对他的手下，虽然还没做到“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银”的地步，但在业内“友商”的横向比较中，至少也可以说是只好不差。但在行业内卷和消费不足的重压下，刘强东也没办法。618临近，天猫和拼多多纷纷有收缩开支的动作，这种情况下京东不动是不可能的。更确切的说，刘强东重新阐释“兄弟论”，也许是未来中国电商行业更加内卷的一个标志。其实，刘强东过去的“兄弟论”虽然看似温情，但本来就存在一些在现代企业逻辑里走不通的bug。比如他这次自曝家丑，说京东今后要严厉禁止摸鱼行为。类似过去同事之间收钱帮对方上班打卡，一次15元，一个人能给20人打卡的潜规则必须被禁止。代打卡，这在现代劳动雇佣关系中当然是严重的违规，可是强东总，你当初不是说了“公司员工都是兄弟”么？既然是兄弟，兄为弟隐，弟为兄隐，有困难时彼此照应一下，你真好意思拒绝吗？大家都是兄弟么。再者说了，既然都是兄弟，公司就是家，你什么时候见过回家还需要打卡考勤的？所以强东总如今严厉指责的代打卡等“摸鱼”行为，其实是他当年“兄弟论”的逻辑推演下来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那么为什么精明如刘强东这样的人，不愿意从一开始就以现代公司雇佣关系而不是“兄弟论”的方式去管理员工呢？说白了无非是行业太卷了，企业不愿意、也几乎不可能以正常雇佣关系的市场价格，去赎买员工的劳动力。所以只能需要的时候叫你一声兄弟，讲讲“公司就是你家”，让你为大哥“水里火里不回头”，没白没黑的加加班，还少要一点报酬。不需要了就重新诠释一下兄弟，跟你割袍断义，要求我先提高了，时薪我先降低了、去留“任从你心”。这对于公司来说是最省成本的PUA员工方法。老板们未必都看过水浒传，但在重新定义兄弟的能力上，能活下来的大佬，人人都是宋头领灵魂附体。当然，正如同六合塔下舍了武松，也不能全怪公明哥哥心狠，而是小说里大环境使然一样。刘强东在此时此刻重新阐释兄弟论，也未必是他自己“君子豹变”，强东总也跟宋押司一样，有很多无奈。这里就不多说了，姑止吧。4说起认兄弟这件事，虽然无论《水浒传》“一百单八将大结义”还是《金瓶梅》“西门庆热结七兄弟”编排的都是宋朝的事，但民间结义之风真正在中国大地上到处流行，其实是在明代。尤其是明末，不仅李自成、高迎祥、张献忠这样扯旗子造反的“起义领袖”见个面就恨不得拜把子结义一回。此风甚至还蔓延到了朝堂上，明末权倾一世的九千岁魏忠贤是个粗鄙不文的地痞流氓，啥事儿都不信，就信认干亲，所以他周围的阉党，什么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都是跟他结成了类血缘关系的义子干孙。这样普遍而广泛的类血缘关系，似乎暗示着明末应该是人与人关系十分热络、亲热的年代。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任何史学家都告诉你，明末恰恰是一个道德秩序礼崩乐坏、人与人之间毫无信任可言的混乱江湖、一个彻彻底底的“修罗战场”。可为什么偏偏在一个人与人相互信任极为脆弱的时代，反而结义之风盛行呢？道理也简单——正因为信任荡然无存，所以人与人之间哪怕要完成最为基本的协作，也要一起喝个血酒，拜个把子，彼此叫一声兄弟，信任才能达成。我们必须是兄弟，并非因为我们关系多么热络，而只是因为兄弟之外，就是江湖，就是见了面“必杀之”、彼此“抢钱抢粮抢女人”的修罗战场，就是毫无信任可言的黑暗森林。所以这种古代的类血缘关系构筑的江湖乃至帝国，都最终崩解了，17世纪当明末的结义热潮最终随着明帝国烟消云散的时候，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世界首家股票交易市场刚刚开业。法律、契约、劳动雇佣、股份和基于类契约关系（社会契约论）形成的现代国家。最终代替了一声声靠不住的“大哥”“贤弟”和“公若不弃，布愿拜为义父”，成为现代社会达成人与人信任的基准。只是这样看来，时隔数百年后，生意做得这么大、这么高科技的刘强东老板，依然要像宋江一样，不断用兄弟论来调动公司内部的协作关系……这种用钻木取火来给登月火箭点火般的技术般的反差萌，不知究竟该算是谁的悲哀。愿：少叫几声大哥与贤弟，先单纯履行一下现代劳资关系的义务与权利。全文完本文5000字，随笔一篇，感谢读完。长文不易，喜欢请三连加关注。多谢。

凯撒传是好书，但这么读，太糟践了。前两天几位读者朋友给我转了一篇帖子，名叫“凯撒太少，西塞罗太多”。文章大约就是一个读书笔记，作者读过《凯撒：巨人的一生》之后对这位罗马伟人起了无限的敬仰之情，觉得凯撒这辈子攘外安内、鞠躬尽瘁，本来是可以成为挽回共和国颓势的罗马人民的大救星！但可恨啊可恨！罗马当时有西塞罗、小加图、布鲁图斯这帮“清流”共和派，不仅天天批评凯撒，不理解这位狄克推多的良苦用心，最后还刺杀了他。结果这帮反贼乱党自己也都没得到善终，罗马最终还是走向帝制。所以作者得出结论：纵观历史，凯撒太少，西塞罗太多。历史多几个凯撒，少几个西塞罗，人类就完美了。读者可能知道我笔名就叫西塞罗，问我对这说法怎么看。我说：这种观点还我挺怀念的——大约是八岁的时候吧，第一次看完凯撒的生平，我和他想的差不多。有一点其实我挺想问这个作者的，就是他说“纵观历史”到底是怎么“观”的？眼神不好，建议趁早换个老花镜。因为“凯撒太少，西塞罗太多”这个论断，明显不符合欧洲历史的史实。凯撒死后，他的副官安东尼、骑兵官雷必达、侄孙兼养子屋大维都立刻自称自己是凯撒的继承人和名号继承者，最后三方开了个会形成后三头同盟才协调了到底谁能给凯撒当儿子的问题。屋大维大权独揽后更是一再强调自己“凯撒继承人”的身份。以至于凯撒这个名字也成为罗马皇帝的通用别称。再后来戴克里先大帝在罗马搞“四帝共治”，“凯撒”干脆成为了罗马两位副皇帝的正式称呼。凯撒太少？一次来四个够不够用？马帝国解体之后，自称“凯撒”的依然大有人在，德语中“凯撒”一词就直接指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俄罗斯“沙皇”这个词汇也是凯撒变体。还有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亚美尼亚……等等形形色色的小国，统治者都叫凯撒，甚至波斯帝国，这个曾经与罗马一番好斗的民族，其后来皇帝也自称沙阿（其实就是凯撒）。“通观历史”，欧洲、地中海、乃至中东历史上，曾经出过的形形色色的凯撒，没有一千也有八百——这还是往少里说的。与之相对应的，西塞罗死后，继承他的理念，自称西塞罗的有多少呢？据我所知，出名的其实只有一例，就是《联邦党人文集》当中汉密尔顿等人的化名。所以，你说“纵观历史，凯撒太少，西塞罗太多”，你这不睁着眼说瞎话么？欧洲中世纪恰恰是凯撒，或者至少想当凯撒的人太多了，都梦想着自己能大权独揽、杀伐决断、才彼此争斗不休，才流遍了郊原血。而近代人类之所以能迈入民主法治社会，该感念的恰恰是西塞罗理想的复兴。人类近代所创立的共和国们，恰恰是他在《论共和国》中所提出的理想政体的改良与实现。当然，我也能理解初读正牌凯撒故事的人对“原版凯撒”无限崇敬的那种感觉。洪秀全洪天王起事之前，曾念过两句诗叫：“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众“狗子一条肠，便是真娘娘”的烂诗中，算是为数不多的沧海遗珠。因为他形象的说出了很多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男人）那种异常发达的共情能力：他们看一段历史的时候，从来不会共情和自己一样身份卑微的草民百姓。而总能把自己精准带入到那段历史中最杀伐决断、最说一不二、最“大柄若在手，清风遍天下”的那个帝王的位置上去。站在那个位置，共情帝王的思考，体察帝王他老人家的“良苦用心”，进而就很容易得出：“唱反调的统统该杀，凯撒不仅留他们一条狗命，最后还死于这帮成天逼逼赖赖的共和派手中，实在是太仁慈、太心善了”这类心疼凯撒老师的结论。雍正皇帝怎么说啊？“以菩萨心肠，行雷霆手段”，凯撒应该像安东尼一样吧这帮人都打成“人民公敌”（此称号最早出处），把他们都整死！或者生不如死才对么！所以我觉得《凯撒-巨人的一生》虽然算本好书，但给大部分中国人读其实有点给低血糖的人喂降糖药的感觉。糟践了。这种坚信自己魂穿就一定能成为秦皇汉武，而不是长平坑底的赵卒的“帝王心态”，在我们的社会中是非常普遍的，从二月河老师的《雍正王朝》拍成电视剧，“数英雄，论成败”，把狠辣皇帝雍正爷愣写成伟大改革家的时候就非常流行了。我记不得是谁做的精妙比喻了，他说这种“帝王心态”本质上是发给所有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男人们）的一张彩票，让他们一方面忍受着帝制时代皇权对自己的极致压榨，另一方面又渺茫的希望着“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从中获得廉价的快慰。而每到王朝末世，各地就纷纷冒出一些李自成、张献忠之类的闯王直接“反他娘的”。等到自己打下江山、登基坐殿之后，就立马毫不客气的视线自己早已yy多年的皇权幻想，做比西方的凯撒们“凯撒”的多的中式皇帝。所以，整个中国古代帝制史，基本上就可以看做这样一个一两百年一开奖、彩民是全体国民、彩金是整个“天下”的大乐透彩票游戏。大家怀着无限体谅皇帝、羡慕皇帝、并梦想成为皇帝的彩民心情，困窘却又总是满怀期待的，在治乱循环中等着下一次开彩。而像西塞罗那样理性的论证过这种皇权博彩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最傻x的智商税的明白人，在中国古代史上，有过么？或许，明末的顾炎武能算半个么？我不知道。我的朋友，押沙龙老师，去年出了一本《少年世界史》。书中讲到凯撒的故事的时候，直接把凯撒比作“2000年前的希特勒”，我有一次和他连线，跟他说：“押司，你想告诉孩子的意思我明白，但你这么提，是不是话说的过头了一点？”我对凯撒的评价倒是没有押司这么极致，我觉得凯撒这个人，其实很像李鸿章——如果说李鸿章是个有一些私心的“大清裱糊匠”，那么凯撒则是个有一些私心的“罗马共和国裱糊匠”。如西塞罗所称颂的，罗马共和国的体制本来确实比较好的，罗马共和相比雅典民主的优点，在于它达成了一种各阶层之间的和谐——罗马共和不是少数有能者的独裁，却也并非是单纯点人头式的民主，而是让贵族和平民阶层的权利在法治中达成了一种精妙的协调。平民、弱者可以用这套体系保卫自己的权利底线不受贵族的过分剥夺，而贵族、有能者也可以利用这套体系免受自己的财产遭遇被煽动起来的暴民的瓜分。可是这种精妙的平衡，在罗马历史的演进中却遭遇了一个始料未及的BUG，那就是共和国版图的扩张。像维爱战争、布匿战争这样的战事，最初罗马的目的本来是自卫求存，可是当罗马因为共和国的公民兵体系激发出的超越时代的战力将敌国征服的时候，罗马人发现自己发财了，敌国的金银、被征服者变为的奴隶，极大程度的扩充了原本穷酸的罗马人的财富。可是这种扩充却是不均匀的，贵族和较富裕的骑士阶层（中产）因为能购置更好的装备、为战争提供了更多的支援，所以总能在战后分得比参战的平民多的多的金银甚至奴隶。他们用金银购买田产，用奴隶代替罗马自耕农在这些田产上耕作，奴隶因为没有人权，可以更廉价的产出农产品甚至手工艺品，冲击罗马的自由民商业。这就是古罗马时代低人权优势。于是慢慢的，罗马的自耕农阶层就在自己出力打下的庞大国家的挤压下破产了。就像格拉古兄弟演讲中所说的“游荡在荒原上的野兽，尚且有栖身的洞穴，为共和国而战的公民，却没有自己的栖身之所。”或许在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中，这种暴利带来的贫富差距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去解决——贫富差距过大，政府就应该通过调节税收进行再分配。低人权的奴隶挤压了自耕农的生存空间，政府就应该立法解放奴隶并禁止奴工。哪怕不惜为此打一场内战。可是这些行政工具和认知，在古罗马时代都还没有出现。于是罗马共和国只能在这种不断的扩张、胜利中窒息了自己。平民们流血流汗，让国家强大了，国家却让他们破产，你说这哪儿说理去？凯撒所接手的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身为实用主义者，他所想到的办法就是进行“裱糊”。比如通过征服高卢，抢劫高卢人的金库来充裕罗马人的财富，并通过将这些财富更多的分红给参战的普通士兵，甚至未参战的罗马平民，来挽救他们不至于破产——同时也通过这些方式赎买他们对自己的忠诚，最终让他自己成为了终身独裁官。如前所述，凯撒确实是个有私心和权力欲的人。就像李鸿章在给晚清做“裱糊”同时利用晚清的困境为自己攒了不少家业一样，凯撒也在“裱糊”罗马共和国的同时一步步走向了权力巅峰。但是明眼人不难看出，凯撒这种对罗马的裱糊其实是饮鸩止渴的。因为造成罗马贵族与平民阶层矛盾激化的原因，本来就是对外征服所带来的财富，凯撒通过搞更多的征服，给平民阶层更多的分润来试图缓和这个矛盾。但从绝对量上来说，凯撒和其周边贵族军官们自己，依然是在征服中拿大头的更大受益者。当然占有了更多财富的凯撒可以通过兴建公共设施，立法从贵族那里赎买土地发给士兵、甚至直接发钱给平民来努力进行平衡。但是平民阶层在这个过程中是逐渐丧失了“自力更生”的造血功能的。甚至，凯撒为了让他们更彻底的失去这个自我造血功能，还取缔了同业公会这样的平民自组织。于是平民们逐渐成为了一个必须依靠凯撒的恩赐、英明、乃至对外发动必须胜利的战争才能过活的“乞讨阶层”，最终的结局如马克思所说“公元一二世纪的罗马无产者们靠社会过活”，其实这话说的更确切一些，是靠凯撒和其继承者们过活。凯撒的继承者们通过发动对外战争剥夺财富、如果对外战争打不赢，就通过罚没贵族的财产或者对商业不加甄别的征收重税来聚敛大量的财富。然后再从这些财富当中分出其实极为有限的一部分，给罗马平民（这个时候，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罗马贫民）以赎买他们对自己的支持。罗马帝国赖以运行的这套逻辑，从源头上讲，是由凯撒初次确立的。这就是为什么凯撒既没有称帝，也没有让直系后代继承自己的位置。但他确实堪称帝国之父。凯撒相当于西方的秦始皇，虽然与东方帝制截然不同，但他确实摸索出了一套“凯撒逻辑”，在之后运用了千余年。但这套逻辑终归是饮鸩止渴的，对外征服、重税、以及漠视私有产权的罚没，最终都在破坏而非增进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所以罗马在进入帝制时代后，越到后期就越陷入财政窘迫而民生凋敝的存量内卷竞争当中。整个帝制时代的罗马看似版图巨大、战功辉煌，其实就是以罗马为中心的地中海贸易体系在帝制之毒下逐步凋敝、瓦解的过程。而后世历史上，任何一个试图模仿“凯撒逻辑”的西方君主，其帝国最终也都没有逃脱与罗马类似的诅咒。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名号直接继承凯撒，屡次陷入“越打越穷，越穷越打”死循环的沙俄帝国。而相比凯撒这种表面的“裱糊”，西塞罗作为思想者反而看到了罗马的真正病根所在。比如他谴责对外征服的不正义，认为除自卫外的对外征服战争终将害人害己。比如他认为奴隶制度是不道德的，认为罗马共和国法律在向自然法逼近的过程中，最终应该取消这种制度。从而最终取消奴隶相对于自耕农的低人权优势。比如他认为贵族和平民阶层都应该重拾罗马最原初的“公民精神”：贵族应当过有道德的节制生活，而不是贪得无厌的扩张自己的财富全不顾平民死活；而平民们也不应当为阴谋家给的三瓜俩枣的小恩小惠，就轻易地出卖了自己的投票权，甚至支持那些明显侵犯他人权利的议案。当然，以今天的眼光去回望，你可以说西塞罗的这些呼吁未免过于天真了，西塞罗是个哲学家，他只是从哲学上看到了一个实现善治的共和国应当达成怎样的再协调、各阶层守住一条什么样的共同的底线。但他无法告诉人们这些“应然”的善治应当怎样实现。实现这些理想的道路，需要在数百年后，近代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甚至社会学都达到相当的高度之后才会出现。而西塞罗的不幸在于，他和他所守卫的罗马共和国一样，虽然看到了“应然”，却局限于时代实在是太早，无法获得实现这个应然的工具。我常常想，如果西塞罗能生活在现代，阅读了他后世思考者们对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更多的思考，获得了这些他自己在书斋里无法独自想出的思想工具，再去实践他的理想，他做的会比凯撒差么？其实都不用到现代，如前所述的《联邦党人文集》当中，化名西塞罗的汉密尔顿们，他们所完成的功业，就已经远远超越了同时代欧洲那一堆大大小小的“凯撒”们了。对于同样病入膏肓的罗马共和国，凯撒和西塞罗都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凯撒的药方看似立竿见影、药到病除、功业伟岸，但却也是饮鸩止渴的、一成不变的、甚至随着历史的发展越到后来副作用越大的。而西塞罗的方案，初看起来似乎天真幼稚、见效缓慢的，但他的方案却是渐进的、生长的、最终在近代长成了人类现代政治体制的一棵参天大树，并且于今依然枝繁叶茂。所以你又怎能说“凯撒太少，西塞罗太多”呢？其实恰恰相反，人类历史之所以时常在苦难中辗转反折，正是因为没有凯撒胸怀、却有他的权力欲与野心的人太多了，导致人类在那个无法进步的“凯撒逻辑”中无意义的重复悲剧。而西塞罗那样的人，反而太少了，因为他所高扬的共和理想，是个需要不断探讨、改进的技术活，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贡献他们的聪明才智，去写作、去思考、去广场上大声疾呼与争辩，才能让其日趋精美完善，壮丽辉煌。当然，我也并不赞同押沙龙老师的观点，我觉得凯撒并非公元前一世纪的希特勒。二者的本质区别是：凯撒是在公元前一世纪的古典时代的认知迷雾中，“凭感觉”本能的摸到了一条他认为能救一时之急的道路。彼时他与西塞罗的争论尚未见分晓，甚至凯撒的思路看上去还更简单容易，亲民可行。这跟希特勒在二十世纪，明明已经有了那么多历史的后见之明，有了《罗马帝国衰亡史》知道了凯撒的逻辑最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患，而西塞罗的洞见已经有了充分的条件实施的情况下，依然选择了前者。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当历史发生第二次时，它一定是闹剧，但第一次时，它的确有可能只是悲剧。凯撒不是希特勒，因为他无法预料自己思路的最终恶果。而希特勒则不配类比于凯撒，因为他是在应该明知这样做会给德国带来灾难的情况下，依然执意重复错误。文章的结尾，有一点我觉得值得专门提到，那就是没有任何证据说西塞罗参与了刺杀凯撒的阴谋集团。但从安东尼时代开始，后世的论者一直将西塞罗当做是凯撒的最大劲敌。我想这是有道理的，公元前44年3月15日那天，给于凯撒肉体致命一击的刺杀者是布鲁图斯。但两千年后的启蒙时代，最终终结欧洲历史上无休无止、少数逼真而大部拙劣的“凯撒模仿秀”的，是西塞罗——是他以笔为刀投出的思想之刃，在两千年后，最终刺杀了王权专治，复兴了他视若珍宝的共和国。人类历史，应当少一点凯撒、或者确切地说，总一厢情愿和凯撒共情的普通人，而多一点勇于思想的西塞罗。全文完本文6000字，感谢读完，深度文一篇，不知多少朋友能读完。长文不易，都读到这里了请给个关注、打赏、转发三连，多谢了。

你需要有一个，自由而无用的精神家园。不知不觉来上海办工作室已经三个星期了，前两天投资人来找我，他说：小西，你知道你现在做的小西漫谈栏目和我们之前投的产品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我说：我不知道，区别是啥。他说：区别是之前我们投的项目，虽然也谈文化，但都是在解答目标受众具体焦虑的。但你不是，聊得话题都天马行空。我问：那他们都解决什么具体焦虑呢？我朋友想了想，给了四个经典定性：老人怕死，孩子怕蠢，男人怕软，女人怕老。我听完了哈哈一笑，同时也隐约听出来了，人家这是含蓄的向我表达我的产品不怎么接地气，虽然谈天说地的录了一大堆，但对这四大焦虑的解答，其实一个都没有。诚如我朋友所言，知识付费这个东西，在中国也流行有些年头了，但据我观察，在这个市场里大多数人喜欢的付费其实并不是“知识”，而是“技能”，技能和知识的区别在于前者你学会了以后，你是可以立马通过它换得一些实打实的利益。比如前些年教育培训还火爆时候的数学英语培训，遭封禁之前给男性开的PUA课，和给女性开的捞女课（一般叫“名媛课”），以及现在依然火爆的教老人怎么养生等等的课程。我在之前的一篇文章里似乎提到过，古代中国之所以没有萌发科学思想，就是因为我们对知识要立马变现这件事有着异乎寻常的紧迫感，这就导致我们对可以直接化用为“治术”和驭民术的文科学问多少还有点兴趣，对古代世界没办法立刻“有用”的理科知识则不屑一顾。到了近代，在被列强一顿洋枪洋炮教育之后，这个观念似乎又颠覆性的反了过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成为了这里的人们奉为圭臬的信条。相反，文科则一下子成了只能“添乱”的无用之学，甚至出现了“中华文明之所以衰落，全怪文科生太多了”的这种奇谈怪论。欧洲的文艺复兴听说此高论后，不知道是不是要哭昏在厕所里。“腰有十文钱必振衣作响，每与人言必谈及贵戚。遇美人必急索登床……”林语堂当年曾经总结过国人的“十大俗”。但我总觉得，林语堂没说到点子上，中国人性格中最难改掉的俗气一面，是我们那种“精神饥民”的感觉，哪怕是读书这么沉下心来做的事情，我们往往也恨不得今天学了个什么知识，明天就赶紧拿它去换些什么好处。而我觉得当下主流的知识付费栏目都多少有点这个意思，至少这些产品的导师，都会告诉你学过我这个课，你就能如何如何。虽然教男人PUA课程的男导师，PUA的最大对象就是这帮男学徒。教“姐妹们”怎么“三句话让男人给我花了88万”的女导师，最高效挣钱方式也是赚买课费。教创业者成功学赚大钱的成功家，这辈子赚钱最多的一把应该就是他卖这个成功学课。而教老年人五禽戏、养生学课程的老师们，岁数大多远小于买课的老年人们……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付费课程一定要给目标受众一种“有用感”——至于真有用还是“请以实物为准”，则可以另说。可是我们怎么就不能大大方方的承认，我们讲的这些课程其实未必是什么立刻能用上的知识。甚至知识压根就不是为了有用、能用才存在的。它首先会提升的是你灵魂的丰度和广度，让你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至于什么时候能用上，甚至此生能不能用上，这都是一件随缘的事情。但我想很少会有知识付费的作者真的敢这么说——我讲的知识其实一点用都没有。因为至少当下，“精神饥民”这个状态依然是中国大多数受众的普遍状态，哪怕人们在物质生活上其实并不窘迫，开名车、住豪宅、公司里洋名都叫“杰克”“潘妮”什么的。大多数中国人骨子里却依然有一种焦虑感，觉得我今天学的知识明天一定要用上了啊，不然我三天不学习，就被同行比下去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内卷，孩子在学校里搞补课的军备竞赛、学了PUA术的男人和捞女术的女子在婚恋市场上斗心眼；在创业市场上比这吹牛逼、画大饼的创业者一见面，发现都是某某MBA的同学，拿着同一套学来的心法对着忽悠……挺想提醒大家一句的，我觉得知识不该这样用。与我们相比，在近代找到更多“知识之用”西方人对知识的态度，反而没有那么急功近利。古希腊的柏拉图办阿卡德米学园，也算那个时代知识付费，有个学生进了他的学园听他讲了几天课之后，直接问他“老师你讲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用？”柏拉图回答是直接让仆人“拿些钱给这位先生，然后让他走”，并且大方的承认自己讲的知识都是没什么用的。西方人发展出来的近代学术，所有学科之母是哲学，哲学在希腊语中的本意其实就是“爱智慧”。但在一个“知识饥民”看来，这个称呼简直就是神经病，你爱智慧能有什么用呢？智慧能当饭吃么？哦，对了，“xx能当饭吃么？”也是我们辨别一个知识乃至一个产业要不要搞时最常提到的问题之一。这个常用语其实最典型的反应了我们的饥民本性——把万事万物都拿来用“能不能吃”来衡量。可是用这种急功近利的方式去学习知识，反而往往最终得不到真正上成的“知识之用”。这是某种知识的用途本身，其实也是一项知识，而在你学习和研究之前，它潜藏在未知的迷雾里。让一个原始人自己去选到底学狩猎还是农耕，让马格尔尼访华时的乾隆皇帝去决定要不要发展科技革命。他们本着朴素的实用主义精神一定是会选错的。这就像孙悟空跟菩提祖师学道，放着36天罡变、非要学72地煞变一样，因为猴子是识数的，但悲剧的是他只识数，猴毕竟是猴啊。所以一个明智的人，应该跟一个明智的文明一样，摆脱“精神饥民”的状态，去学习一点“无用之学”。我想这也是我我饿什么要办《小西漫谈》这个栏目的意义，你看我天马行空，今天聊斯多葛学派、明天聊莫扎特，讲的都是没用的。但我始终觉得。这些知识才是比（号称）帮老人健康、帮孩子聪明、帮女人美丽、帮男人坚挺、帮创业者成功的知识付费更有价值的。因为它们能丰富我们的精神家园。只有当你的精神家园美丽了，机会与幸运之神才会常来做客。提到“精神家园”这个词，我总想起王小波先生的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我对它印象深刻的原因，是从我小时候起，它就一直放在我家书架上。这书中也是杂七杂八、有的没的的聊了很多普通人用不上的知识。但至少我爸那一代80年代的知识分子将其奉为至宝。这件事让我知道，中国受众也并不永远总是在“知识饥民”这种低阶求用的状态中爬行的，至少在上世纪80-90年代，那一代的年轻知识分子们闲着没事还是喜欢读些“没用”的知识的。我也想搭建这样一个“精神家园”，邀请我的朋友们常来这个花园里坐坐，我相信这一代的中国人中，依然有一批不愿意天天想“xx能当饭吃么？”这类三俗问题的人，愿意听我聊点“没用”的东西。所以我的知识付费，想主打一个“没用”。我是用这套说法，（至少暂时）劝住了我的投资人，说服他们在我这个刚开张的栏目里多投一点资源。我也想用这个理想说服你，我的读者，请来我的栏目看看，让我们一起搭建属于我们这一代爱智求真者的自由而无用的精神家园：谨以此文，作为本周的创业周记，愿您喜欢，忙碌的一周，我们都辛苦了。

还是伊朗前外长说出了几分玄机……聊聊伊朗总统坠机的案子，这两天，包括伊朗总统莱希、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在内的九人因为乘坐的直升飞机坠毁事件了，引发了外界的猜测纷纷，各种猜测纷纷涌现，西方媒体有猜测认为这有可能是伊朗国内的一次内斗。而中文互联网上流行的说法则是认为此事一定是美国或以色列干的。先说结论，在综合分析了目前的各种信息之后，我觉得这两种说法都不太靠谱。1先分析内斗说，有观点认为，由于莱希死后，伊朗目前最有声望继任最高宗教领袖地位的人物已经变成了哈梅内伊的二儿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所以根据最大受益人就是最大嫌疑人的推论，可能是后者甚至哈梅内伊本人参与了策划。这个分析其实似是而非，事实上，哈梅内伊家族不能可能有动机做掉莱希的原因，不是因为其权力不够稳固，而是其权力过于稳固了，根本不需要用这样的险着干掉一个自己派别内部，且实际权力不大的总统。伊朗的政治体系非常特殊，自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以来，总统的权力就一直在不断被缩小，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最高宗教领袖权力的扩大，就目前看来，莱希干的这个总统，其实仅对内事务负责，既不掌握外交权，也不掌握最为重要的军权。而哈梅内伊的两个儿子，长子马吉塔巴·哈梅内伊掌握伊朗人数最为众多的民兵武装。次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则掌握最为精锐、担任最高领袖护卫任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咱中国汉代的官职来说，就是一个领大将军，一个领车骑将军，中国历史上做到这么权倾朝野的，我能想到的只有司马懿和他那两个生猛儿子，天下事尽在掌控，一个没有多少权力的虚职总统，你说你换他干嘛？可是虽然哈梅内伊两个儿子都如此“成器”，且都在父亲的提拔下成为了有资格被指名为最高宗教领袖的最高教阶大阿亚图拉，想让他们真的像《三国演义》里的司马懿家族一样实现个“化国为家”，直接继承最高宗教领袖职位却是非常难的。这是因为想当初伊朗初代最高宗教领袖霍梅尼当年在反对巴列维王朝掀起伊斯兰革命时，号召民众的最主要口号就是反对巴列维王朝的权力代际继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当年靠推翻“家天下”获得了权力合法性，如果不过两代最高领袖的时间就再度出现父死子继，且不论这个做法能否获得统治集团内部的认可，国际观瞻和伊朗民众也都是无法说服的。以哈梅内伊及其家族个人的角度去考虑，在哈梅内伊年事已高的背景下，提拔对其极为忠诚的莱希接任本来是最好的选项，这样既可以避人耳目，也可以保证自己的儿子们继续留在统治核心内部成为最大的实权派。相反，莱希的突然死亡，反而对伊朗未来的权力交接产生了太多不可测因素，伊朗的最高宗教领袖必须出自圣裔，所以真正有可能角逐这个职位的其实只有有限的几个家族，莱希的死给其他家族带来了新的机会。比如前最高领袖霍梅尼的长孙哈桑·霍梅尼。需要注意，这些实力家族哪怕存在未来接班的可能性，不仅不利于哈梅内伊后代的前途甚至安全，对其自身的权威也将构成一种隐性的分化，这是其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综合推论下来，在最高宗教领袖掌控伊朗全局的大背景下，除非存在我们尚未得知的关键信息，莱希死于内斗的说法是不可信的。2那么中文互联网热传的，美国或者以色列出手暗杀莱希是否有可能呢？可能性也不大。的确，2020年，在以色列摩萨德的情报支持下，美军用三枚导弹在巴格达精准刺杀了伊朗军方实权派人物苏莱曼尼。并在袭击成功当天，就宣布了该行动是自己所为。这与此次莱希坠机之后美以两国相继表示并未与该事件有任何关系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或以色列如果刺杀伊朗高官，成功之后第一时间宣布对事件负责是对其自身有力的。因为在伊朗最高宗教领袖安然无恙的情况下，像莱希或苏莱曼尼这样的“二号人物”“三号人物”的死亡无法动摇伊朗权力体系，它更多只是带有一种“惩戒”意味。比如苏莱曼尼，在美国人的眼中就堪称“恐怖大亨”曾经主导策划了大量对美以两国的袭击事件，特朗普政府干掉这个人的主要目的是试图威慑伊朗国内的激进派。从理论上讲，美国如果以类似的理由干掉莱希，也应该是乐于承认的，因为莱希在西方世界的名声并不好，此人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担任德黑兰副检察长期间创造性的发明了“五分钟审判法”——一个受审者从走上法庭到被宣判有罪、判处死刑只需要五分钟。且其处决的大部分人还都是曾经在伊斯兰革命期间与其并肩作战的左翼政党知识分子。所以如果美国或以色列真的策划了这次暗杀行动，是完全不用藏着掖着的。完全可以效仿苏莱曼尼模式直接公开承认，这样接下来的难题就会如四年前一样，交到伊朗政府手中——对方已经骑脸输出，把你的高官都给刺杀了，你到底要不要如平时吆喝的一样毅然决然的报复回去呢？毫无疑问，这将给伊朗制造一个巨大的难题，而美国，尤其是以色列，既然有心要搞这场刺杀，就没有理由放过制造这个难题的机会。相反，如果美以无心进一步刺激伊朗，那么留下莱希继续执政则是一条相对稳妥，或者说至少可控的方式。的确，莱希上台以来，伊朗的外交政策正在走向日渐的激进化，退出伊核协议、适度支援俄罗斯武器、力挺哈马斯，对内则加强反美反以宣传。但同样需要看到，伊朗近年来反美倾向性的增加，是其国内经济困局和宗教势力日渐加大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主导权由最高宗教领袖把握，总统其实只是进行具体的执行。而莱希这个人虽然号称激进派，但在真正有可能引爆美伊、以伊冲突的关键节点上，他是相当克制的，不久前象征性报复以色列袭击其驻叙利亚大使馆，事前还跟美国打好招呼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也正因如此，确认莱希死后，美国白宫方面还发表了“官方哀悼”。而在伊朗现在激进派占领议会，美国又宣称与空难无关的背景下，伊朗在莱希死后再度进行总统大选，选出一个更加激进、仇美的新总统几乎是一个必然。而这个总统未必就能如莱希一般懂得“风险管控”。既然既不能像斩首一号人物一样，产生颠覆政权的政治收益，又不能通过像刺杀苏莱曼尼那样“明正典刑”，产生威慑作用，还要增加莱希死后的不可控风险。那么请问美国或以色列搞这场刺杀所为何来呢？你可以假设CIA或摩萨德无所不用其极，但你不能假设他们愚不可及。他们不太可能策划一次收益明显为负的行动。3正如爱伦坡的侦探小说所言，排除了一切不可能的，剩下的可能性即便在不可能也是事实真相。目前看来，在内斗和外部刺杀猜测都不靠谱的情况下，莱希最有可能的死因依然是——这也许真的是一场意外的空难。而且这个可能性也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低概率。在对事故的报道中，简中互联网上很多人都不谈的一个细节，就是莱希乘坐的那架飞机究竟是什么型号的？最初有报道称，莱希当时乘坐的是一架俄罗斯的米-17直升机，不过很快，根据现场照片，确定莱希在边境附近会见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之后，乘坐的是一架美制贝尔-212直升机返航的。这就产生了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进行首脑出访，莱希不选择相对更安静、也更安全的固定翼飞机出行（根据国际民航组织的数据，固定翼飞机的事故概率为直升机的二十分之一）？第二，即便乘坐直升机，莱希一定要乘坐一架被伊朗认定为敌国的美国生产的直升机出行？第三，即便要乘坐美制直升机，为什么要乘坐一架型号如此老旧，设备如此落后的飞机。查了相关资料，这架美制贝尔-212直升机至少应该有四十年机龄了。其实这三个问题都同时指向同一个答案：这都是伊朗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脱钩产生的结果。在巴列维王朝时代，伊朗曾经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国度，这架贝尔-212应该就是在当时被引进的。在当时开来颇为先进，安静且安全。可是随后伊朗发生了伊斯兰革命，美伊关系进入急速冷冻期，伊朗自1979年以后就被美国和西方国家长期被封锁禁运，不仅采购各类新直升机号不可能，连伊朗手头的直升机，维护保障和大修都必须依靠伊朗工业自力更生。尽管2016年西方曾短暂的对伊朗解除过制裁，但之后上台的特朗普立刻关上了这个口子，这导致伊朗大量美制飞机都处于缺乏技术和零件的维护不良状态。大型固定翼飞机虽然在维护良好的情况下更为安全，但其机体更大，需要维护的零件更多，长期这种状态下的综合风险反而可能更高，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莱希等伊朗高官都宁可选择直升机的原因。而相比美制飞机，俄罗斯供应的米-17等飞机虽然有更新零件，但技术太糙了，但和原本就是客运直升机，又进行了专机化改装的贝尔-212相比，舒适度和安全性都差不只一个档次。实际上不仅总统的包机，伊朗民航此前就以事故率高著称，用的都是巴列维王朝时代波音707，机龄普遍四十年朝上，备件应缺尽缺，长期只能从国际黑市买。在其总统遇难以前，伊朗老百姓其实已经享受了多年的“心跳航空”。甚至大多数平民能不坐飞机就不坐飞机。事件发生后，我注意到伊朗前外长扎里夫的一段发言挺有意思的。他义愤填膺的指责：“是美国的制裁禁止向伊朗航空工业销售产品，最终导致了这一事故，美国的罪行将被记录在伊朗人民的心中和历史上！”嗯，这句话，算是把“责任全在美方”说出了新意——确实，你说，这次莱希摔了，真是个意外么？偶然中的必然吧。只能说，长期脱钩的带来影响，已经危及到了伊朗高层的生命安全。但反过来想想，这话也挺无厘头——当初搞德黑兰事件，主动割裂与美国的关系，是伊朗自己的选择。既然“当初是你要分开”，那就有两种选择，要么你别脱钩的那么决绝，要么你就干脆彻底的“抵制美货”，什么美国飞机？一律不坐！那美国人不就危害不到你了么？你又要熬反美造型，搞得人家对你禁运了，又要坐美国飞机，出了事儿再埋怨人家不给你零件……你明明已经知道美国人不是什么善茬，怎么能指望他们做这种割肉饲虎的菩萨举动呢？这就好比现在俄罗斯一些官员，非要把自己的产业、存款、游艇、别墅置办在西方国家去。俄乌战争一爆发，这些财产统统被冻结了，你说，他们能怪谁去？怪自己呗。要么你别打仗，要么你别在这些“敌对国家”置产啊。多么浅显的道理。甭管怎么说吧，我觉得莱希这次的空难，如果真的是个意外，至少证明了一件事——伊朗这个国家和世界脱钩的影响，终于影响大到难以遮掩了。而在这一天之前，这种脱钩带来的风险、痛苦与贫困，我们并不知道,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伊朗老百姓以怎样的方式，承受了多久。全文完本文4000字，感谢读完，长文不易，喜欢请三连，多谢。关于这个问题的更多内容，我在小西漫谈上也做了两期伊朗简史，目前限时免费收听，欢迎想要购买小西漫谈会员的朋友扫码添加小助手获取收听链接。

我们在防止一种知识艾滋病的传播。各位好，自己的工作室草创，今天一天忙一些杂事，没时间写正稿了，随便跟大家聊两句。昨天我在维吉尔上更了一篇文章《只要立场站得稳，造“爱国”谣也无所谓？》，聊中科协辟谣阿波罗登月被冲的事，实话实说，反响不太好，我自己其实写的有些烦了。有位读者的留言我觉得挺直接，他说：“小西，不要写这种东西了，这么常识性的知识，一再普及有什么意义呢？浪费笔墨。”我想了想倒也是，可是心里又觉得这种认知也很别扭，一篇正本清源、普及常识的文章不是只有寥寥一两万的阅读量，就是写火了被冲，而一篇“质疑”阿波罗造假的文字则动辄成为几十上百万的流量爽文，如果这种状态长期下去，最终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我想结果很可能是，虽然某些常识在我的读者看来实在是太基础了，写出来，你们看着觉得“没价值”，我自己写的也兴意阑珊。但这样失衡的传播比例延续下去，这些基础常识也会最终变成“小众的常识”。有一天你甚至会不敢再大庭广众之下说人类曾经上过月球这个观点，因为谣言传播的太广、太热了，已经盖过了真相。实际上，人类是吃过这种“常识小众化”的亏的，比如我记得德国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在《德国的浩劫》中就谈过这样的故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最开始有人传播有关犹太人的阴谋论的时候，德国的正规媒体对这样的阴谋论本来是不屑一顾的，因为编辑、记者们觉得这些谣言都太低级了，读他们报纸的都是社会的中上层人士，报纸辟出专版辟谣这样的低级阴谋论显得即掉价，又丧失高端读者。所以大多数正规媒体选择不碰这个“粪坑”。但正经媒体在这种话题上的沉默，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人民观察家报》这样的不正经媒体完全占领了对这个话题主导权。你们不屑于说，那我正好天天说。于是最终有一天，德国的“高端人群”们发现他们连在大街上喊一嗓子“我觉得犹太人阴谋论这个观念很扯”的权利都没有了。因为谣言已经在他们不屑一驳的沉默中编织成了一张巨网，完全遮蔽了真相。我愿意做这个费力不讨好的言说者。因为我讨厌“水晶之夜”。昨天的文章还有一种留言，觉得阿波罗登月是假的这个说法，哪怕是假的也“人畜无害”，至少对中国人人畜无害——毕竟说的是美国佬造假么，我们的社会信了又有什么损失呢？类似的想法，似乎真的流传挺广的。但我特别想问一句的是，即便编排的“美国佬的事”这事真的对中国人“人畜无害”么？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其实一再说了，像“阿波罗登月造假”“共济会控制世界”这样的谣言，虽然看似人畜无害，但它最终会扮演的是一种“知识艾滋病”作用。什么是知识艾滋病？1978年在南美圭亚那，邪教组织人民圣殿教的九百多名信徒集体自杀，警方后来在追查中发现，这个组织的大部分教徒都来自美国，而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是“地平说”“蜥蜴人”“共济会”“登月造假论”等地摊阴谋论的拥趸。这些教徒们的人生悲剧往往都是从被这些阴谋论说服开始的。因为一旦你相信了这些阴谋论，你就会和主流社会的常识之间先建立一种“疏离感”，所有阴谋论的统一特征，都是散播者会告诉你传播常识的那些正常信息渠道是不可信的，他们在欺骗你！只有我说的才是世界的真相！于是一个看似“无关痛痒”的谣言，最终将破坏的，是受众与正常世界的信任感。把着了道的受众赶入一个阴谋论的小圈子里，任意蛊惑。最终这批受众什么都可能信奉。你看这个过程，是不是很像艾滋病让人致死的方式——它不直接攻击人体赖以为生的器官，但是会破坏你的免疫系统，让你对其他的病毒丧失免疫力，最终你的大脑成为了那些阴谋论者的跑马场，正如艾滋病晚期患者的身体，会成为各种其他病原体予取予求的乐园一样。所以看似无关痛痒、只给他国添麻烦（其实也添不了什么麻烦，就算有十亿中国人都信了月球登月造假，阿波罗登月舱依然在月亮上）的某些阴谋论，最终一定会成为我们自己的麻烦，因为它的传播会像艾滋病一样，破坏我们的“知识免疫力”。我知道，人都有喜欢听新奇故事的倾向，在国内谣言被管的严的情况下，就难免有“聪明人”，靠造外国谣这种安全的方式博流量，但这样的谣言，最终导致的结果，可能是灾难甚巨的，它并非我们认为的那么无关痛痒。我愿意为澄清这样的常识而重复、重复、再重复，哪怕有些读者说这样写“看腻了”“没意义”，我也会坚持。因为我知道这是世界上最有意义的事情——当太多的人热传：“震惊，1+1居然等于3！”这样的爽文的时候，重复1+1等于2虽然在高端读者看来看上去很傻，但它却是这个世界上最最重要的事。一个相信自己对这个世界还怀有一份责任的人必须做的事。全文完本文2000字，感谢读完，又不厌其烦的唠叨了一些常识，只是希望听的懂的朋友理解我，理解我写这些的意义。

《月光下的钢琴真好，可惜我不会弹》传说画家高更喜欢到处跟别人介绍自己的作品。我也是这样的，有着狂热的分享欲。有时候觉得有些病态，甚至连相亲网站上也贴自己的作品。已经是第三次在小西这里推荐自己了，目标还是同样的：希望更多人关注我的公众号，认识更多喜欢我画的朋友。请点击上面红裙子链接关注哦。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总是有一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我有时想，可能是他不够了解我吧。于是我给自己这批画定了一个主题——《我的世界》，我希望打开自己，让陌生的你，或者已经失去联系的你，了解我。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画这些画的过程中，经历了很多情绪的大起大落，总是会想起一些过去发生的事情，常常在自己屋里泣不成声。有时因为悲伤，有时因为感动，也有委屈。我把这些情感画下来，好像给自己一个交代，这些画我视如珍宝。其中有一幅，我分着腿搭在沙发上，因为小时候在家是被禁止这么坐的。画完之后感到无比自由。这幅画对我的人生而言是一个分水岭，从那之后我就告诉自己，在我的世界里，我可以想怎样就怎样，完全由自己做主。我一直追求做一个真实的人，诚实的人。那是因为我不够真实，不够诚实。我的虚伪，伪善让我和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高墙。我费了很大的劲拆除这座高墙，付出了很多代价。其中包括失去了一部分朋友，失去了一部分拥有的东西。我有时会沾沾自喜于自己的“诚实”。直到有一天，遇到一个朋友。我跟他说“我喜欢你的诚实。”，他愣了一下，说“诚实，不是做人最基本的吗？”当时听了还是很震撼的。原来有的人一直站在你追求的彼岸。《自大狂》《艺术信仰》勇敢的人创作勇敢的作品，懦弱的人创作懦弱的作品，积极的人创作积极的作品，消极的人创作消极的作品，艺术在这一点上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怕的是懦弱的人要创作勇敢的作品，积极的人要创作消极的作品。再仔细想想，撒点小谎又怎样，艺术也能原谅爱撒谎的人。，画这些画的过程中，很多次想要放弃。很多次觉得自己没有灵感了。没有能力了。这种对艺术的信仰告诉我。你如果手抖，就抖着画，如果画不好就画差一点。总之只要坚持下去就会到达彼岸。《很想了解你》《也不知道我说这些你敢不敢兴趣》《谁的人生都会经历一段逼仄的小路吧》下一个该我出场了，演女红军，可我真不想换衣服，我喜欢穿这套小天鹅的小裙子。《我的世界静悄悄》《安全感》《从你的世界悄悄路过》《野餐》《内心极大满足》《究竟要穿过多少黑暗才能到达彼此心里》《咱们不合适哪里不合适所有》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想到了美术史，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人人都是艺术家。”“生活就是艺术”的概念，都是前辈艺术家们，用尽一生为我们“生”出的“二”和“三”，是他们一生的探索，纠结和思考，包括毕加索说的“他一生都在追求像三岁孩子一样画画”。我们好像不需要经历“一”，不需要钻牛角尖就可以得到这些结果。但要知道，想要站在巨人肩膀上继续创造也需要先爬到巨人肩上。追求无论是什么的路上，都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没有捷径，没有休息。偶尔逃避，偶尔欺骗。《I

各位好，今天去上图看了一天书，写了一篇昨天去博物馆看三星堆展的笔记《三星堆，“中国”之外并非只有蛮夷》，发在维吉尔上了，想看的朋友请移步过去：以后文章会在加图和维吉尔这两个号上轮流发，请朋友们给这两个号都加精，以免错过：另外今晚有一场会员直播，总是讲国际新闻害怕大家听腻了，这周的直播想聊聊“爽文”这东西是怎样发展的，其中又记录了怎样的性格史，估计会蛮有趣的，想听的朋友，再度推荐我的年费音频栏目，读书读累了，让我每天用声音伴您走过这一整年：这个周是忙碌的一周，一边充实小西漫谈，一边一刻不闲的写文章，本周自己觉得比较好的两篇，是：我该不该陪我的爱人去美国到底什么才是“文明”？尤其是后一篇，我觉得因为远离了时事，反而写出了一点相对有价值的东西。想起周一时见了我的一位读者，从海外回国，得知我在上海，特地来见一面，我很感激。闲聊中，他给了我两个建议，一个是要我以后多写一些更“安静”的东西，他说这样的东西其实更有价值一些。嗯，我想接受这位读者的提议，先试一段时间。反正主号沉默后，加图和维吉尔上留下来的都是老读者。喜欢看此类文章的人比较多。虽然流量是谋生的手段，但我想，还是应该做更有价值的东西，写点能真正滋润心灵的文章，我们的生活太需要这样一缕阳光。就这样，感谢大家一周来的陪伴，晚安。《一缕阳光》

过于人类群体之间的关键差别是他们的价值观、信仰、体制和社会结构，而不是他们的体形、头形和肤色。——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各位好，昨天《当地铁小伙说“中国文化从来没有没落过”》一文，聊到了四大文明古国的事儿，连带着其实引出了另一个有趣的问题：究竟什么是“文明”呢？这其实是一个很多人常说，但大多数人搞不清楚的词汇。很多人在使用“文明”这个词汇的时候是分不清它和国家、民族、种族等其他词汇之间区别的，另外一些人，则干脆把“文明”当做了一种夸赞——比如汤因比在描述他的文明形态史观的时候，曾经把“日本文明”单独算做了一个文明，很多中国读者对此就不服不忿，觉得日本蕞尔小邦，怎么能单独算一个文明呢？汤因比太抬举它了。但比较有意思的是，把英语中civilization一词与易经中“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进行联系，强行将前者翻译成“文明”这个词汇的，其实恰恰就是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学者。我们倒不必为此感谢日本人，因为这个翻译着实不算巧妙。它割裂了civilization一词在英语中与其他相近词汇之间的联系，让我们对其意思产生了更多曲解。比如，Civilis，城市化、公民化。Civil

四大文明古国是谁提的，以及为什么。说个有意思的事儿。前几天，在哈尔滨地铁上，有一位老阿姨可能是谈到了基督教，引发了旁边一位年轻人的不满，小伙子慷慨陈词，说“你选择去信耶稣，不如去信女娲捏小人”，指责大妈可能影响了心智尚不成熟的孩子，耽误他们回学校上政治课。然后小伙子又大谈了一番“世界有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中国，为什么只有中国没有古字？因为只有我们中国文明绵延了几千年，我们文化从来没有没落，所以我们中国是很强大的。”小伙子讲的慷慨激昂，视频下面的评论则也是一边倒的支持他传播正能量。不过，我看过视频后倒是产生了一个联想：有关“四大文明古国”以及“其他三个文明都没落了，只有我们中国延续至今”这样的说法，我中小学上历史课的时候也听老师讲过，但是这个说法追根溯源，它最初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回答是，最早提这个说法的，是近代中国文化名人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流亡日本。1900年，他和他师父康有为的保皇会要在夏威夷搞一个“勤王筹款”——也就是打着营救光绪皇帝、推翻慈禧太后的名义募捐一下。作为保皇会笔杆子的梁任公就挥笔写下七言长诗《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有“初为据乱次小康，四土先达爰滥觞。支那印度邈以隔，埃及安息邻相望。”梁氏还特别注明，“地球上古文明祖国有四：中国及印度、埃及、小亚细亚是也”。这应该是“四大文明古国”一说最早的发想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梁启超还十分客气的没有在印度、埃及、小亚细亚前面加上“古”，意思大约是承认这几个国家还有资格和咱平起平坐。但过了几年，当梁启超再次提出类似想法的时候，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他的说法就变了，认为“世界文明之祖国有五：中华，印度，安息，埃及，墨西哥。然彼四地者，其国亡，其文明与之俱亡……而我中华者，屹然独立，继继绳绳，增长光大，以迄今日。”前后对比，新说一是增补了墨西哥（也就是美洲土著文明，但其实美洲土著文明虽然独特，历史其实并特别不久远，最古老的玛雅文明盛期也在公元后，且自生自灭，对世界文明史影响并不大）。二是提出了其他古文明“俱亡”，唯独中华文明独存的想法。在之后的二十年中，梁启超又把自己认定的古文明的名单增增减减，加上过犹太、亚述、波斯甚至阿拉伯，而剔除了埃及。统计下来，你会发现，先后入围过梁启超“四大文明古国”名单的国家少说也有八九个，最终把“四大文明古国”定性为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四个，并且在除了中国外的其他文明古国前都加上“古”字，是他民国时代学生和再传弟子们对其老师思想整理后的结论。而且除了中国、印度始终名列榜单之外，其他文明的增减相当之随意。这也符合了梁启超这个人的性格——说到底，梁任公其实不是一个学问家、更非历史学者，而更接近于一个政治宣讲家、鼓动家，治学不严谨、修改论据为论点服务、“好言大”是他的特点。但这里面依然有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梁启超在点遍了世界文明，甚至连墨西哥、阿拉伯这种明显诞生于中世纪的次生文明都算上的情况下，却唯独不提欧洲文明呢？古希腊文明真算起来也有几千年的历史啊，怎么就没入了任公先生的法眼呢？再说梁启超不是维新派，主张向西方学习么？按说这不应该啊。这里面有两个今天不细说很多人已经忘了的原因。首先，是梁启超提出四大文明古国论的时候，正在日本，而日本当时正在兴起一种“兴亚论”或者说“大亚洲主义”的思潮。梁启超是受到了该思潮很多论述的影响，才提出这个说法的。这个思潮最早提出者名叫近卫笃麿。此人当过日本议会贵族院的议长，后来退职专职玩票研究历史。日本当时面临的问题是甲午战争刚刚打完，沙俄又咄咄逼人压了过来，日俄之间必有一战已经显而易见。但面对早晚开打的日俄战争，日本人当时心里是发虚的，因为那毕竟是白种人，日本从维新开始搞了那么久的“脱亚入欧”，如今要跟老师打，这没信心啊。咋办？于是近卫笃麿就不揣冒昧的跳出来，提出了“兴亚论”，他的论点是：日本现在代表亚洲，而亚洲从来就很伟大，从印度、中国到日本，我们继承了亚洲的光荣传统，释迦摩尼、孔子、孟子在这一刻灵魂附体！我们一定能打赢白种人！这个“兴亚论”在日本其实早有源流，早在中世的时候，日本一些僧人就曾自大的认为世界上只有印度、中国、日本三个文明。可是虽然有贵族院议长的头衔，还打着不容置疑的爱国旗号，当近卫笃麿新瓶装旧酒，把这个说法提出来以后，还是亮瞎了日本学界的双眼——你为了爱国这么吹也太不靠谱了。日本多长的历史啊？也能自称文明古国？还是低调一点吧。承认印度、中国是古国，然后再加个小亚细亚、埃及（当时巴比伦学和埃及学是世界考古的显学，不加不行），凑个四大文明的样子，都在亚洲（或者亚洲附近），也够日本跟着骄傲一把了。但是！坚决不能加古希腊啊！加了古希腊，承认欧洲也有自己的古文明，日本的文化自信不就没了么？还怎么跟沙俄干仗呢？把这个理论做如此完善的，是以志贺重昂为代表的所谓“国粹派”。梁启超登陆日本的时候，正是国粹派在日本政府扶持下闹得最凶的时候。这帮人天天在日本报纸上发文章，鼓吹亚洲有多少文明古国，给备战中的日本人打民族主义鸡血。所以梁启超很容易的就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当然，这种为了备战临时搞出来的“大亚洲主义”肯定是有问题的。“大亚洲主义”后来很快演化为了臭名昭著的“大东亚主义”，近卫笃麿这人有个儿子，叫近卫文麿，他干了什么事儿咱就不多说了，反正是二战甲级战犯。但是这些后话，不妨碍梁启超直到晚年，都一直笃信他从日本学来的这套“大亚洲主义”，认为“尔来绝代之伟人，如释迦，如孔子，如耶稣，……全世界所有之宗教，如婆罗门教，如佛教，如儒教……无非此土之产物也。号称世界最古之国……无一非此土之子孙也。”这说法如梁启超一贯的文笔一样，非常提气，但到底对不对，其实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亚洲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非文明圈层概念，真要论证的话，古埃及、古两河、甚至古印度在与同期欧洲古希腊的交流上其实反而比与中华文明方便很多，中华文明因为地理隔绝更像是一个“孤岛文明”。其次一点，你说释迦摩尼、孔子、耶稣是“绝代伟人”，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芝诺、毕达哥拉斯，以至后来的达芬奇、伽利略、牛顿、拉瓦锡、黑格尔、甚至马克思，等等等等要怎么算呢？真要论起人类群星闪烁时，到底欧洲有几，亚洲有几，这是很难的说。论证的时候只挑对自己有利的进行论述，还总喜欢把话说的武断和极致，这是梁启超这人的一个缺点。当然我们也得理解他，因为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急需要梁启超这样的鼓动家来鼓舞士气。哪怕他说的道理经不起推敲也有价值。这个道理就好比我小时候考试成绩不好，我奶奶总安慰我：“没关系，华罗庚数学还考过零分呢”。其实你想想，大数学家数学考零分和你成绩不好有啥关系呢？鼓劲的话，当然不能较真，但也不能太当真，太当真了，容易从近卫笃麿变成近卫文麿。其实，梁启超提四大文明古国，并唯独不把中国以古字冠之，恐怕还有另外一层深意。他真的是个维新派。他希望中国通过学习和借鉴“后起”的西方文明完成“自新”，从而避免其他古文明因为“因循守旧”而最终沦亡的命运。并且他认为中国有这个能力——这一点，你看看他同时代发表的二十多篇“新民说”政论就明白了，梁启超是一个主张对中华文明进行系统革新和改造的鼓吹者，甚至是其中的激进者。他的很多思想结论，深刻的影响了后来的新文化运动。这里篇幅所限，就不引申谈了，以后有机会专文详述。但我这里想说的是，从这一层来讲，梁启超谈“四大文明古国”的本意，和地铁小伙怒斥大妈所用的“四大文明古国”的意思，其实刚好是南辕北辙的。梁启超的本意，本来是想通过强调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绵延至今者，督促中国人要维新、要“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要积极与其他文明进行交流、融合，以吸收他们的优长。并且梁启超认为这种兼收并蓄的“维新”能力，恰恰是我们的文明得以生生不息的原因所在。可是那位“地铁小伙”呢？他的确很自信，但我看不出他有什么梁启超更强调的“自新”的觉悟。你看他在地铁上听大妈说两句他不愿意听得之后说的那番演讲，话里话外的意思无非是：我们很古老、很好、很强大，我们不需要跟外国学习任何东西，甚至你在地铁上说点洋玩意儿让我听见了，我就不爽！我要追着你喷一路。梁任公如果泉下有知，知道自己的维新派提的理论被人如此曲解后用来维护文化守旧主义，甚至文化自大主义，尤其说这个的居然是他寄予厚望的“少年中国人”，不知道会不会气的在墓地里打滚。而“我们是最古老的文明且延续至今，我们的文化从没有没落过，所以我们很强大。”这个三段论每一句听上去都很提气，但连起来一读却让人感觉到一丝丝危险。因为这种叙事里，隐含着一种比近卫笃麿还要狂的“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的自傲感——听着好像日本人当年老吹的“万世一系”。而我很想问这个小伙子，我们的文化几千年来真的没有没落过吗？我们一直很强大吗？你确定么？如果是这样，那西晋永嘉之乱，唐朝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变、南宋崖山之役、甲申明清鼎革、乃至近代的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庚子国变、日寇祸华……等等等等又作何解释呢？中华文明能绵延至今，哪一次不是在我们的文明腐败、没落之后痛定思痛，吸收别的文明可借鉴的经验才浴火重生的呢？你看到唐宋官员带的乌纱帽，起源于鲜卑族的毡帽，明代锦衣卫的飞鱼服、千户百户、乃至“站”这个字眼，都是蒙古人发明的服饰制度，甚至你今天穿的衣服、理的发型、座的地铁、满嘴蹦的现代汉语词汇，没有一种是跟两百年前国门未开时的“我大清”人是一模一样的。一定要遵循古制，你应该留一个金钱鼠尾辫，穿一身旗袍马褂再上街溜达。别整这些洋服、洋词、洋发型的，你也不担心来个义和团大师兄把你给砍了……哦，不对，这一套其实也并不就是我们文化传统。由大清再倒回个二百来年，你这么打扮弄不好会被当做“索虏”的间谍，被建州卫的大明士兵抓住当街给砍了。或许临死钱还得后悔自己最后画的那个押没画圆。所以你说的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总不能真的是回去信什么“女娲捏小人”吧？我建议还是不必了，因为那个神话传说放到现代社会来做原教旨解读，真未必比上帝造人对孩子影响更好——这个传说最早见于东汉的《风俗通》：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做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贫贱者，引縆人也。所以这个故事最早讲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呢？跟同时代流行的“谶纬之学”一样，是通过神秘主义的“神道设教”，教育老百姓要各安天命。你穷皇上富，你是韭菜人家是镰刀，这都是命中注定的，甚至“女娲捏小人”的时候就已经设计好了的。谁让你不是女娲娘娘亲手捏出来，而是拿绳甩出来的呢？你真的确定，你想生活在那样一个高低贵贱，各安天命的世界观里吗？你真的确定，你想把这种价值观教育给你孩子听吗？你要想子子孙孙这么活，你就这么教育孩子吧！反正我不想。无论文明还是文化，都是不能故步自封，而必须是在彼此交流、互相借鉴中不断发展的。你看同样是造人的传说，《圣经》里的上帝造人原版你听来或许觉得也很扯。但交流发展个几千年，它却能激发人们理直气壮的写出：“We

不要畏惧不确定性，学会拥抱它。各位好，昨天在我的知识星球上看到一位读者的来信，这位读者说：小西，我爱人在某跨国大企业做技术工程师，公司现在业务转向，爱人面临一个难题，要么人随事走，去美国。要么继续留在国内，慢慢被边缘化，甚至被开掉。我这位读者于是很纠结，她不反对跟着爱人去美国，但担心自己到了美国之后找不到工作，而家里还有两个孩子，万一如此，到美国生活肯定会特别艰辛，不确定性太多。但是如果留在国内，考虑到这几年就业压力飙升，她其实也没有多少信心。我这位读者朋友很纠结，想听听我的建议。考虑到有类似纠结的朋友挺多的，我决定写一封长信统一回应之。首先说明，建议我不会随便乱给，因为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但我想我可以提供一些“思维拐杖”，帮助朋友们做出自己的抉择。这位读者朋友来信中提到了“不确定性太多”的这句话，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段子：据说泰坦尼克号刚刚撞冰山的时候，在短暂的冲击之后，游轮上的舞厅恢复了电力供应，人们在短暂的惶恐后并没有逃散，而是歌照唱，舞照跳，觉得这不过是打断宴会的一个小插曲而已。直到船长下达了准备弃船的命令，大多数人才后知后觉的一哄而散，只留下舞厅当中的乐手们出于职业精神一直演奏乐曲安抚人心，直到船只沉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呢？根据事后媒体对当事者的采访，在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很多人仍本能的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泰坦尼克号这艘船实在是太大了，是当时人类工业的奇迹，这样大的船还号称“永不沉没”，就给人们带来了一种错觉：那种海洋本来应该给渡海者带来的危机感和不确定感，似乎已经被巨轮所取消掉了。相比之下，跳上救生筏这样的小船反而是一种直面不确定性的选择，所以很多人会本能的不选。但我们今天知道，这其实是一个错觉，不确定性就像熵增一样，它只能够被转移而无法被取消。像泰坦尼克号这样的巨轮，或与之相似的大体系，它们所起到的作用不是“取消”掉了船上乘客们的不确定性，而是把这种不确定性上推、集纳了，这就一旦出现“黑天鹅”事件，不确定性冲破大体系的闸门汹涌而来的时候，它会以一种当事人猝不及防的形式出现。所以对大体系的迷信是一种人性的错觉，而在大体系中生活久了，畏惧不确定性，则像高血压、糖尿病、肥胖一样是一种致命的富贵病。去年国内火了一部网剧名叫《漫长的季节》，我不知您看了没有，影片中一开场就表现了上世纪90年代国营大厂桦钢的火车司机王响对自己一辈子生活的大体系“桦钢”的迷之自信。明明厂子效益不好，各种危机接二连三的信号已经非常明确了，王响依然坚持“这么大的厂子不会倒”“宇宙毁灭了，华钢都会继续存在”。以历史的后见之明看，我们当然可以认为王响看不清时代，但你不可否认，98年的那场下岗潮中，很多现实中工人真的就像剧中王响那么想的。他们就像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一般，认为大体系已经“取消”掉了他们人生的不确定性，可是却忽略了一个问题：一旦黑天鹅事件爆发，永恒存在的不确定性，会“加倍奉还”那些一心躲避它的人的麻痹大意。所以我觉得，无论您做哪种决策，是留在国内还是陪爱人去美国，不要把“不确定性”当做考虑问题的关键，不确定性在哪个环境当中都有，只不过它们存在的方式各不相同而已。归根结底，以何种方式生活，才能把抵抗不确定性的能力抓在自己手里，才应该是你做这种决定的关键。提到抵抗不确定性、黑天鹅事件，我就想起了经济学家、风险管理学说创立者塔勒布，他写过“不确定性四部曲”——《随机散步的傻瓜》、《黑天鹅》、《反脆弱》和《非对称性风险》。这四本书每一本都很有意思，尤其是第三部《反脆弱》，几乎就是为了回答你的这种焦虑而写的。在《反脆弱》一书当中，塔勒布问了一个问题：一台大机器（比如一台洗衣机，甚至一架波音747客机）和一只小动物（比如一只小猫咪）相比，哪一个更脆弱呢？很多人会想当然的说，那当然是小猫咪更脆弱了，大机械钢筋铁骨、庞大无比，小猫咪弱小无助、血肉之躯，这脆弱性怎么能相比呢？可是塔勒布的结论却刚好相反，他说真正脆弱的反而是那些大机器，因为洗衣机和波音飞机都是机械体，它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自身没有抗风险的能力，一旦机器上的某个零件坏掉了，又没有人来修理，那整个机器就会瘫痪，甚至被摧毁。相比之下，小猫咪虽然看似很柔弱，但它是生命体，生命体天然具有反脆弱的能力，你到健身房去撸铁，那种锻炼的本质是拉断你身体里无数细小的肌纤维，可是这些肌纤维在损伤之后会进行代偿性的重构更加粗壮的肌纤维组织。这就是生命体通过应激式的代偿反脆弱的方法，或者用一句烂大街的话，生命的坚韧，就在于那些杀不死它的，最终会让它更强大。所以。不要幻想你能躲避掉不确定性，学会拥抱不确定性，并且把遭遇不确定性时抵抗它的主动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这才是“反脆弱”的关键。具体到这位读者来信谈到的情况，我觉得她现在面临的纠结本质上讲，是她和她的爱人或者她的家庭和她的爱人，在反脆弱的能力上出现了分离：她的爱人作为一个供职于跨国大公司的高精技术人才，如果选择出国，他个人的反脆弱能力是会极度增强的，哪怕这家跨国大公司倒闭了，以他的技术和能力，以及相关产业在当地的兴盛，应该也可以在当地另找一份不错的工作，薪水甚至可能比原公司还要好，这就是塔勒布所说的代偿性增强。而与之相比，她自己或者说整个家庭的反脆弱力，在出国这个决定做出后，有可能确实减弱了，一双儿女要在异国重新上学，她更要在异国他乡过语言关、另寻一份工作。一旦遭遇不确定性，她们可能很难再重新开始，这就是塔勒布所说的不确定性造成的创害超过了生命体所能承受的阈值，会让生活状态进入下行轨道。所以我想，她的纠结，其实不在于该不该出国。而在于夫妻之间，或者说个人与家庭之间反脆弱力的此消彼长的矛盾，所以，我对她的建议是两点：第一，你应该和你爱人好好谈一谈。重新评估、确认一下夫妻感情的坚韧度和双方对家庭的忠诚度。看看这份感情是否也有足够的“反脆弱力”，能够经得起双方出国后反脆弱力此消彼长这种变动的考验。哪怕一方暂时做家庭主妇或家庭主夫，另一方能不能体谅并真的有能力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如果可以，出国是可以考虑的，因为这证明两人的感情是一种生命体，遵循“杀不死我的，会让我更强大”的准则，在异国他乡，也许两人的情感会在考验中更加坚固。第二，我建议你也应该重新衡量一下自己出国之后的“反脆弱”力。情况未必真的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我始终不太相信，一个人在有手有脚、有学习能力、且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的现代社会能养不起自己。去年网上爆出过一对中国的“卡车夫妇”，本来在国内摆摊卖烤串勉强维生，后来走线去了美国，前期靠打工、后来靠自学开卡车过上了挺富裕的中产生活，买了房子，还把女儿接过去定居了。再后来，这两口子又发现了赚钱新赛道，靠发一些一边在美国领救济食品一边嘲笑美国人傻的视频在抖音上火了一把。我看过这个视频后，一方面觉得这两口子灵魂里的贫穷确实无法治好，另一方面又觉得，在美国生活，可能真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难的一件事。你看这么样的俩货都能在美国活下来，你即便不靠丈夫（或者妻子），难道真的不如他们么？当然聊到这一点，前不久《我妻之死》那位作者似乎是个反例，这哥们靠哭诉他自从离了他那能干的妻子就在加拿大怎么怎么活不下去火了一把，拿了大笔打赏。可是我总疑心这哥们是在卖惨骗募捐，要不然他天天这么哭诉加拿大的水深火热，可也没见他回归祖国怀抱啊？如果你去了发现既没有办法自力更生、也不愿意当家庭主妇或主夫，那你到时候再选择回来也未尝不是一个选择。总之，为什么不先试试再说呢？也许你的反脆弱力真没你想象的那么弱。至于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更具体的情况，比如人在体制内或半体制内，一旦辞职出去了就不太好回来找这么舒服的工作了等等……我觉得还是最开始谈到的那个问题，不要幻想你所栖身的大体系能够帮你取消掉不确定性，它只是会让不确定性最终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在你面前而已。塔勒布很喜欢讲一个“农场火鸡”的寓言，他说一只火鸡从出生起每天都接受农场主的喂养，火鸡一天比一天相信农场主是爱它的，它所生活的农场则简直是一个规避风险的天堂，可是到了1001天，正当火鸡打算表达这种感恩的时候，那一天刚好是感恩节，农场主把火鸡宰了，当成了当天的晚宴。这个故事经过大刘老师在《三体》中的普及，在国内知道的人也不少。不过大刘老师在讲这个故事时——如同他讲很多其他西方故事时一样——把这故事的原有意思给扭曲了。塔勒布讲这故事的本意，是人要做“生命体”而非“机械体”，要主动拥抱不确定性风险、要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要拥有反脆弱的能力。像农场火鸡一样生活在永恒的舒适区，把农场外的不确定性看过一种必须规避的风险，这样的生活看似安逸，其实具有更大的风险。而且尤其可怖的是，这种风险将何时以何种方式到来，你自己无从主宰、甚至无从得知。那位读者，以上就是我给您的问题的回复。非常抱歉，虽然写了4000字，但还是没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最后，只以这样一段话送给您吧：我总觉得，正如不经历辛劳就不懂得财富的甘甜，不经历考验就难言信仰的坚固。一种不敢于或者直接被掠夺了不确定性风险的人生，是不值得一过的。这并不仅仅因为不确定性终究无法别取消，只是最终会换一种方式被折算。更因为，生命本身，本就应当是一曲关于自由与追寻它的勇气的赞歌。你此生的答案，终将从你怎样拥抱不确定性中获得。全文完本文4000字，感谢读完，我觉得跟读者交流、回答问题，是一件比写正文更开心的事情。只不过微信公众号局限于篇幅等问题，不能每天都写这个，但我的付费音频专栏《小西漫谈》现在开通了《小西来信》的分专栏，在那里面我每天都会用心回答读者一个提问，长则十几分钟，短也有六七分钟，目前提问的朋友还不多，有问题的都可以排上。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买一个年度会员，我们一起共度生活，常常交流：详情可扫二维码，咨询我们的专属小助手：长文不易，喜欢请三连打赏、分享加关注，您的支持是我创作的动力。

但至少敢比了，这是个进步。说说那英被网友“加封”为叶赫那拉·英的事儿，这两天微博上闹得挺欢乐的。前不久刚刚开播的《歌手2024》请了两个外国歌手来和国内歌手同台竞唱，本来可能是为了娱乐气氛，彰显比赛的国际化氛围。结果比了半天，两位外国歌手分得第一第二，那英以50多岁之身，忝列了个第三。为国内娱乐圈强行挽尊了一回。结果公布后，把很多网友整破防了，琢磨一场国内比赛，凭什么让两个来凑趣的老外不知名歌手给屠榜了呢？再加上那英本来就是满族人，让人想起晚清某位老佛爷一口气宣战十一国列强的“光辉战绩”，于是“叶赫那拉·英”的诨名就出来了。还编了什么顺口溜，什么“叶赫那拉是你的姓，抵抗洋人是你的命，上一个五旬挂帅的是穆桂英。”再然后，这个事儿与很多近期的网络热点一样，也开始向“魔幻爱国主义”方向发展。好多知名或不知名的歌手都开始借这个热点表态，要上类似的舞台和洋人比划比划。什么“我是中国歌手韩红，我请战”什么“我是中国歌手曾一鸣，有召必回。”等等等等据说现在内娱已经有十来个大大小小的歌手做了类似“申请出战”的表态。怎么说呢？抛开水平不论。我觉得唱歌这种东西，本来应该是最私人的表达，歌为心声，你想唱就唱，如果连唱歌都要跟“爱国”强行绑定，还搞什么“申请出战”，整的跟要上战场一样……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一点呢？再说你唱好了说自己“为国争光”，万一要是唱跑调怎么办？你是做好了跑调就以叛国汉奸罪论处的觉悟了，是么？难怪锡进·胡总编都遭不住，吐槽歌手们如此硬蹭爱国流量实在是太不着调了。从卖个奶茶、到唱个歌，啥行当都能蹭爱国流量，这事儿眼下已经不新鲜，咱说点不一样的。这是出了以后，久不看内娱节目的我现去找了两集“歌手2024”看了看，总体感觉是以下三点：第一，最终赛出这个结果是公平的，两位外国歌手与中国歌手之间的差距确实很大，这两个人在嗓音、乐感、控场、与乐队协同的现场演绎等等方面都比中国的大多数歌手高出一头，老练的那英是唯一能跟她们稍微掰掰腕子的存在了。最后赛出这个名次真的是名至实归。真不是有意崇洋媚外，而是比到那个程度，不把第一第二给人家，有点说不过去。第二，虽说是名至实归，但还是佩服湖南电视台和参与投票的听众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勇气，能把这个结果选出来，还播出来，播出来以后也不怕被好事者们骂成是“辱华节目”“汉奸比赛”（我看网上已经有傻x在挑这个风头了，好在响应者还不多），这个勇气确实可嘉。第三，就是为什么会比成这样？就是因为《歌手2024》吸取之前历次娱乐比赛被质疑黑幕的教训，首次采用了全开麦、无修音直播、即时投票的赛制。换句话说就是掺不了假。可这么一弄，很多混水摸内娱的明星就露怯了，总导演洪啸很无奈地在采访中说，能请的都请了，但“大家都没空”。于是大家才发现，内娱歌手目前的状态可能和某音某手上的直播行业有点相似，开上美颜个个美若天仙，美颜一关不知多少个乔碧萝。而要真刀真枪的比，内娱歌手说实在的，又怎么拼得过那些洋老外呢？纽约、巴黎有多少剧院、酒吧？有多少音乐行业从业者？那帮人都是在庞大的从业人员基数中一刀一枪辛苦打拼出来的。那种环境下出来的人，论专业素养跟业态还不完善、三天两头爆黑幕、前不久还被刀郎一曲《罗刹海市》嘲讽过的内娱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这种状态下，你硬要去跟人家真刀真枪的去比，这不就好比让从青训到职业联赛都做的一塌糊涂的国足去跟日韩乃至巴西、德国队同场竞技，最后打输了一样自然么？你还自问“为什么13亿中国人就找不出十一个踢球的（一个唱歌的）”？这从一开始就是个假问题。任何行业比的都不是总人口，是从业人数，是从业环境，是有没有一个健全、完善、能让有天赋者发挥出来的市场。但说起国足的事儿，你会发现这次网民看《歌手2024》和球迷看历次国足比赛真有一个迷之相似之处：人们总会把歌手和球员的能力和其爱国意愿连通起来，把两者看成等价的东西。比如过去人们骂男足，说他们输韩国、输日本、输越南、输泰国接下来没人可输了……言语间带着一种埋怨，似乎男足队员发挥一下主观能动性或者爱国情操，球技就能上去，不说凭精神力打赢足球列强，或者至少赢个列弱吧。可是我们其实知道，中国男足几十年如一日的低水平稳定发挥，甚至越来越拉，原因并不是所有球员都没有爱国热情，不愿为国争光。而是真的技不如人。技不如人的背后，关乎的又是我们整个足球产业的问题，和与先进国之间的差距。但大多数球迷骂男足的时候从来只着眼于前者，好像男足觉悟提高一下，写个为国争光的血书，足球水平就能超规格提升一样。这是一种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思维方式。而同样的思维方式在此次歌手事件中也有体现，为什么那么多歌手会一窝蜂的在微博上“申请出战”，因为我们有些受众真的信这个，好像歌手觉悟上去，“主动请战”了，上去唱了就能好三分。可是你仔细想一下，就会觉得很荒诞：唱歌这事儿，是靠提升一下爱国觉悟，就能摆平的么？艺术细胞这个东西需要漫长的积累和培养，甚至有时候是天生的，你不是那块料，你就是唱不好。喊再多“为国请战”的口号也没用。那把能唱得好的人选拔出来，并让他们从事这个行业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健全而繁荣的音乐市场。需要的是公平公正的选拔机制，需要的是对音乐产权的保护和对音乐人的尊重。而归根结底，我想这有赖于我们“国民总娱乐时间”的提升，更多的老百姓有闲暇、有时间、有消费能力去酒吧、剧院、音乐会消费了，那真正能在现场唱好歌的人自然也就锥出囊中了。这就像为什么那英、韩红那一代老歌手中有不少可堪一战的实力派，道理也简单，因为她们崛起的那个年代是中国经济开始起飞、思想获得解放、老百姓有了一些闲钱和闲暇的“娱乐蓝海时代”，“国民总娱乐时间”大幅增长，再加上国门打开，港台、日韩甚至欧美的大量竞争与交流涌入，内娱当然也能时势造英雄。反之，如果一代年轻人天天996，加班时间越来越多，每天累成狗，根本逛不了酒吧、买不起音乐会门票。平时就上班挤地铁的那点时间听听音乐，甚至只够刷个抖音短视频。娱乐市场还不规范，消费层级很低，大多数人没有花钱买歌的习惯。那娱乐市场能推出的顶流能是什么呢？当然只能是口水歌、是靠修音搞出来的“科技与狠活”。这个道理跟足球搞不上去的根本原因，是大家都没时间也没条件踢球，更不愿意送孩子走这条凶险从业之路一样。把国足和内娱搞不上去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爱不爱国，似乎爱国就雄起，疲软就不爱国，这是一种避重就轻的简单换算。但我们的舆论偏偏总爱搞这个。历史学者茅海建先生，他在研究鸦片战争历史的某本书中，做过这样一个总结。他说中国人总有一种“忠奸史观”：“不能说用忠奸的理论来解释鸦片战争完全一无是处，但是，这种理论确有其致命伤：忠奸的理论所能得出的直接结论是，中国欲取得战争的胜利，只需罢免琦善及其同党、重用林则徐及其同志即可，不必触动现状。也就是说，只要换几个人就行，无须进行改革。”而这个“忠奸史观”的简单化思维发展的极致，倒真的是叶赫那拉向十一国洋人宣战那一把——庚子年时候，主战派劝说老佛爷向洋人开战的一大理由就是义和团都是“忠民”，且正踊跃“申请出战”，“民气可用”。可是，光靠忠君爱国，能不能挡住洋人马克沁水冷机枪呢？什么样的体系又能造出水冷机枪？这种问题，是当时群情激奋的朝堂上没人想的。大家都急于表现自己是忠臣，不会看着洋人欺负老佛爷。或者你即便要提，也会被徐桐、刚毅那帮人说成是汉奸。然后就拖下去一刀砍了。于是这种“忠奸史观”的简单化思维持续了下来，一直用在了我们讨论国足、歌手比赛里——国足不争气，就是因为他们不够爱国，觉悟不够！歌手落败，一帮歌手“申请出战”了，大大滴好，以此觉悟，何愁唱不过洋人！在这种简单化思维里，那些真正该探讨的问题，就这么被忽略掉了。文章的结尾，说点正能量的夸赞吧。我觉得，国足也好，《歌手2024》也罢，至少有一点是值得嘉许的——它们至少敢于走出国门，或把洋人请进来，搞一个公平的比赛，做公正的比较。有比较，才有进步的可能。而实话实说，就像没有《歌手2024》之前，你都不知道内娱这么”国足”一样。你又怎么知道，那些比都没比过的行业，就一定比国足或内娱更争气呢？本文4000字，感谢读完，更多作品，欢迎关注我的音频会员栏目《小西漫谈》也请关注这两个号并加精，方便及时看到，会不定期不定号更新。为文不易，喜欢请三连、打赏支持，多谢。

苏联人凭什么要保持沉默？各位好，昨天和前天的文章没了，我也没办法，手慢无。请大家给本号加星号，看到的第一时间速阅吧，或者去知识星球上找找。目前，我的小程序会员产品《小西漫谈》已上线快一个月了，以后我的核心观点和内容都会在这个会员产品里发布，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搜索小西漫谈，扫码添加专属助手了解产品情况，关于这个会员产品的介绍，我在另一个账号「林中的维吉尔」上介绍过，以后我会在这里也单独写一篇向大家介绍：闲篇聊完，咱们说正题。最近几天，有多位网友给我留言，说“小西老师，你能不能聊一聊最近重新引发热议的美国登月造假事件？”我一看，噢，原来是佐田……呃，不好意思，不自觉又致敬马老师了。我一看，噢，原来是前两天，在某带鱼侯有把这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的“爱国谣”造了起来，说美国登月就是假的，证据一二三四五云云。热度起来了，那这个流量不能让他一个人白吃啊，否则他同行岂不是显得太白痴了。所以一众同赛道营销号纷纷跟进，流量韭菜割的欻欻的。按说“阿波罗登月造假”这种已经被辟谣千万遍的阴谋论，实在不值得我再写一篇文章反驳之了，我的核心读者也未必愿意看。就像郭德纲老爷子说的那个笑话，一群科学家蹲那儿商量火箭的事儿，他上去说一嘴“我觉得火箭烧燃料不行，得烧煤”，科学家多看他一眼都算输了。但怎么说呢？看看这些文章下方可怖的浏览量、点赞量、打赏量，你又不得不感叹这年头愿意相信“火箭应该烧煤”的受众还真他娘的多——只要你告诉他们烧煤是爱国、烧液体燃料是舔美，他们立马就站到烧煤那一队去了。当然我觉得这帮营销号提这个没味儿的阴谋论其实挺意义不明的。因为他们本来的逻辑似乎是想通过证明美国登月造假，证明美帝这个国家无德无能无耻，不仅根本没有能力载人登月，而且还造假诓骗全世界。可是同自媒体你再往前翻翻，又会发现也是这帮货，前几天还红口白牙的说美国的技术力已经跟国力一起同步衰落了，马斯克搞的那个星舰有什么了不起，值得那么激动？这恰恰证明美国没落的不成样子了云云。你没觉得这个说法自相矛盾么？如果信了他们如今说的美国登月造假，那么是不是反过来说明美国的技术实力衰落也没他们说的那么要命，马斯克如今搞的商业航天项目，反而是重大突破，美国的航天技术力在飞速崛起呢？那你搞“登月造假”这个阴谋论到底是何居心？你自己是不是就是你天天痛骂以骗打赏的“美吹”呢？我估计还说到这个份上，这帮人多半又会如孔乙己般涨红了脸，说出些什么“造美国人的谣言不算造，他们这些‘爱国者’的事情，怎么能算造谣呢？”之类的话来。“店内顿时充满了欢乐的气氛。”1好吧，不调侃这帮精明、狡猾却又愚蠢的镰刀了。咱们就事论事，说说阿波罗登月这个事儿本身，它到底是真是假。其实说来有趣，关于阿波罗登月造假的阴谋论，最早是美国人自己搞起来的。因为在美国，不相信自家政府，总是以怀疑的态度审视政府做的一切事情，是他们老百姓的一种习性，甚至很多美国人认为质疑并作证政府的丑闻才是真正的“Patriotic

我的第一份创业周记，另外招个实习。今天是5月11日，星期六，不知不觉，到上海来办工作室已经一个星期了。很想写个“创业周记”之类的，但犹豫了很久，总觉得没法下笔，因为说实在的，仅这个星期来看，创业并不是很成功，这会儿心绪挺乱的。如之前文章所叙述的，我来上海开工作室创业的初衷，本来是因为之前赖以为生的公众号写作遇到了瓶颈，大号相当于没了，今后的表达、流量等等都会受到极大地限制，不得已寻求突围。而手边能摘到的机会，大约也就是和朋友合作，推出一个自己的付费音频小程序，把公共流量转向私域，打造一个付费VIP产品。但是这个项目真正做起来后，我发现自己很不适应——问题倒不是出在新作品的质量上，而是我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上。看我文章久了的朋友应该知道，以往在公众号上写作，我是把读者当做自己的朋友的，每篇文字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随口跟大家聊聊天，偶尔谈出一些见解，大家打赏一下，我能生存下去，这个状态自然而且真诚，我写的也蛮开心的。但是一旦开始做付费VIP内容，我发现自己的心态变了，买我会员的读者都成了我的主顾，每一篇作品要开始写作文稿、录制的时候，我就忍不住焦虑，觉得一定要写出足够质量的产品才行。但一有了这种心态，难免关心则乱，已经交付的作品，虽然反响还可以，但我自己总觉得缺了那么一点随性的味道。可是若倒回头去做免费分享、随意打赏又终是不能够的，黑子凶猛、傻x遍地，写公众号这三年我实在已经在举报与攻击中体尝了太多的恶意。所以这条路还必须走下去，我只能慢慢调整，也恳请大家和我一起慢慢适应。记得刚来上海那天我写了一篇文章，讲自己要从头开始，有位读者写了一个长留言给我，说小西你那文章写到我心坎上去了，最近这几年，谁不是从头开始的呢？祝我们彼此好运吧。让我不适应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自己角色的变换，原本公众号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我自己写作的过程，文章的质量、思想、品控都有我自己来全面把握，为了一个想法、一个例子不够精巧，我可以投入大量时间成本精益求精，把一篇文章像手工艺品一般雕刻的独具匠心然后再推出来。可是成立了工作室，要音频化、视频化、要做我本来不擅长的事情，要借助于同事之手，完善一个作品的时候，我发现很不适应。有的时候，一个产品，明明我对它还有这样和那样的不满意，可是想要拜托同事去替我雕琢，我总觉得不好意思，更毋宁说，即便是克服巨大心理障碍开了这个口，同事最终改出来的东西也经常让我自己不满意。可是我又终不好意思把人家辛苦做出来的产品发回去重改——我知道，即便在工作中，同事也不是我大脑或者手臂的延伸，他们真的没办法完全get到你想要的那种东西。更何况，才发几个钱的工资啊，你怎么好意思要求人家一起陪着你做到尽善尽美才罢休呢？所以很多作品最终都带着这样或那样的缺憾就那么出去了，每当这样的产品交付的时候，我就想起谢晋和李安导演共同的那句感叹——“电影是一种缺憾的艺术”。其实任何需要一个团队通力完成的艺术作品都是如此的，导演、作曲家、指挥这些职业先天就不可能做到如臂使指的指挥剧组、乐队里的所有人，让他们完美的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表达。写作者和画家的幸运，不是每个搞创作的人都拥有的。更或者说，产品的不完美，其实是每个自己创业、招人、当老板的人都要遭遇的问题。所谓“慈不掌兵，义不掌财”，你带着一个团队做产品，对团队里的兄弟姐妹们太好了，就把不严品控，最终难免对不起用户。可是如果想要对得起用户，对产品精益求精，不允许每个环节糊弄事，那你在团队内人缘就会很差劲。能让团队内每个人都自由发挥，最终交付出来的作品又浑然一体、若合天成的作品大约只在梦中有。大多数团队的现状，总是领头人当了魔鬼、员工们费了苦力、大家一起耗费了无数时间、生命、金钱、精力，最后交付出的东西还不尽如人意，甚至是一堆垃圾。这就是为什么创业项目往往想的都很好，但真做起来十个会有九个凉的原因所在吧。可是明知如此，我还是想试一次，归根结底，我终究还是不甘心，不想让自己的人生就这样消磨，总想做出一点对得起此生的东西。而说到“当领导”的事儿，我想起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璩静事件”，这姐们本来打算以百度副总裁的身份、以“霸道总裁”的人设定在自媒体圈子里出道，结果刚发了四个抖音短视频就成功崴在了泥里，因为她的这些暴论实在是过于踩在打工人的雷区上了，比如“员工闹分手提离职我秒批，我是她老板，又不是她婆婆”，又比如“公关人春节就是没有假期”等等。然后，她成功引起了公愤。再然后，最新消息，她从百度的离职申请也被秒批了。买号、出道、暴论、开地图炮、自爆离职一气呵成，璩总不愧是公关界的英豪。我觉得整件事中最搞笑的地方，璩静这人号称自己职业是公关，但她一点都没有公共情绪的常识，你但凡睁眼看看眼下的打工人，大家天天都被996和自己的单位里的傻x领导折磨的死去活来，却因为害怕丢饭碗而敢怒不敢言。这个时候你突然出几个短视频，活灵活现的表演一番傻x领导们言行举止、行为逻辑（我承认她演的很到位，应该确实是本色出演），大家不集火你、集火谁呢？所以我深刻怀疑，璩总在华为和百度的公关副总岗位上干的都是些什么活儿，如此对公共情绪无常识，总不会把技能点全加在四处托关系捂嘴、灭负面稿上了吧？虽然听说这确实是国内很多公司所谓“公关”的常态，但偏科如此的还能当上副总……居然！不过，公道的讲，你说璩静在她的视频里说的那些东西，到底有没有道理？其实还是有一些的。就像我前文讲的自己的那个感受，大到一个公司，小到一个工作室，大家组团到一起不是为了一起玩的，是为了做好一个产品，让用户满意。作为一个项目的负责人，你有的时候不得不像璩静那样“狼性”，严格要求自己下属，才能把活儿干好。璩静的问题不在于她不应该唠这个磕，而在于：第一，她不应该把这种迫不得已的管理需求，当做一种正面文化来宣扬。从她那四个视频的表述中，你能感觉到这姐们不是为了做好产品而“狼”的，而是为了“狼”而“狼”，把她心目中的好员工定义的跟受虐狂一样。这就实在太侮辱人格了。第二，好死不死，她非要把“百度副总裁”这个title印在每个视频里。前面我们说了，如果你交付的产品物美价廉，用户都说好，那你自爆一下自己是什么“狼性总裁”，大家站在用户的角度，看在产品的面子上也许还都能理解一下你。可是某度这几年在国内的口碑……你还这样搞，这就让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荒诞感，你这么严厉的要求员工，最后搞出来的就是一堆屎上雕花。这谁能同情你呢？一个团队，吸引员工的手段永远是福利、待遇，而吸引受众的一定是产品质量，能够同时吸引二者的也许是我们共同做这项事业的某种情怀、理想。三者都没有，光像璩总那样表演狼性，是不可能有好结果的。只不过我在像，虽然百度已经替代全社会开了这位璩总，但是社会在这场风波中获得的只是一种情绪的发泄，问题的根源并没有解决，无数的打工人，在狠狠的嘲笑了一番璩总之后，回去还是得面对自己上司对他们的极限施压、996、职场PUA，以及干出的工作是“屎上雕花”。这似乎是一件没有什么办法的事情，整体经济环境下行的当下，工作不好找，劳动力议价权在买方不在卖方。你能嘲笑的了“开地图炮”的璩静，却不敢嘲笑千千万万你身边的“狼性”领导。就写这么多吧，这是我到上海后写的一篇创业日记，以后每周争取写一篇，跟大家汇报一下我的创业进度，和心得。文章末尾，替我们工作室发一个招募实习生的公告，我们工作室目前刚刚成立，缺少一位文字编辑帮我做一些辅助性工作，将先以实习生的身份入职，提供实习工资，未来如果合作愉快的的话，可以提供转正机会。我自己也想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带个徒弟——不对，说中世纪工坊的那种师父与学徒可能过于自满了，更准确的关系应该类似福尔摩斯与华生吧？让我们在一起“探案”的同时共同进步。我们的工作地点在上海陆家嘴软件园，所以这份实习工作最适合的可能是沪上在校的大学生。男生女生都可以，有一定写作能力或者奇思妙想的青年朋友最欢迎。当然，有一点相信所有读过我文章的朋友可以相信我——我做上司，绝对不会那么璩静。对得起你努力的产品，和对得起你付出的回报，我会尽量给到。THE

各位好，昨天聊到全民医保制度的优劣问题，想起一篇相关的旧文，重发一下，愿您喜欢。人命该如何定价。这是一篇偏经济的稿子，可能稍微有一点烧脑，但保证值得一读，愿大多数读者能跟上。1最近，我和一些朋友讨论问题的时候，经常聊着聊着被一些人提这样的问题：“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命都没了，还挣什么钱？”“反正对我来说，保命最要紧”等等……虽然这种诘问很像你走夜路时突然窜出一个绑匪，问你“要钱？还是要命？”但不可否认，论点符合人天生的一种非常朴素但似乎也天经地义的思维习惯：生命是无价的，为了挽救生命，花多少钱都值得，而为了防止生命受到死亡的威胁，少挣多少钱也是应该的。当然，从个体而言，我们很难说这种观点不对，虽然你去医院看看，绝大多数普通家庭在遇到亲人罹患绝症，需要大笔治疗经费，也不可能完全做到倾家荡产、卖房卖地，不惜一切代价的去为亲人续一两天命。但我们至少可以说，“人命无价”这个概念，对个体而言，至少是一个我们一直希望达成的理想。但是，当我们将视角上升到社会层面，你会发现“人命无价”这个理念就变得值得商榷，甚至有些危险了。在很多时候，一个社会必须给每个人的性命做一个估价，才能维持社会的良性运转，并避免更大悲剧的发生。这里给大家推荐两本书，美国学者霍华德·斯蒂芬·弗里德曼（Howard

弱小和无知，都不是生存的障碍，封闭才是。各位读者，大家好，之前曾经写过一篇《开着飞船来“教育”人类的外星人，会不会依然在用结绳记事？》的文章，有读者留言为了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他说：小西，你写了这么多篇文章，讲美洲因为没有大型动物可供驯化导致了他们无法发明轮子、甚至无法发明文字，进而“科技树点歪了”并发生“技术锁死”，但我依然有个疑问——为什么这种事偏偏发生在美洲呢？为什么不是亚洲、欧洲那些旧大陆上的文明遭遇这种无大型动物可用的窘境？对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用“运气”做最简单的回答，也就是说美洲土著们命不好，偏巧生在一个除了最弱鸡的羊驼外没有任何大型动物可供驯化的大陆上。跟你玩游戏《文明》一样，“出生点”没铁没马，再努力也是白搭。可是这种回答似乎流于浅薄了，也不符合科学常识，因为尝试告诉我们，一个体量足够的生态圈，一定是会产生大型动物的生态位，南北美那么大块的地方，水热、植被和小型动物条件又充足，怎么会没有大型动物填补这些生态位呢？这些大型动物中，又怎么会那么不巧，没有一两种代替旧世界牛马驴骡的地位？这样想来，答案似乎就只有一个：在人类文明开始起步之前，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将南北美州的可供驯化的大型动物“清空”了。那么这件事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类似《三体3》中光速为什么会受限制、宇宙为什么是三维的一般既有趣、又细思极恐的问题。而它的答案与《三体3》中也如出一辙——这一切都是人为的，是美洲原住民自己的史前祖先，杀光了南北美洲原本可供驯化的大型生物。考古学的证据表明，美洲大陆大型动物的物种丰富程度，原本是不亚于亚欧非这个彼此联通旧大陆的。甚至后来让原住民们在殖民者铁蹄面前吃尽苦头的马，最早还是从美洲大陆沿着白令陆桥跑到旧大陆去开枝散叶的。但在人类到来之后，美洲大陆的大型动物们遭遇了比旧大陆同类们惨重的多的议一轮大灭绝：在亚欧非大陆，50公斤以上的大型动物中有50%的属从距今七万年前活到了人类农耕时代。但智人踏上美洲后的几千年中，北美洲47个属的大型哺乳动物中便有34个属完全消失，比例超过70%。南美洲60个属的大型哺乳动物有50个属完全消失，比例超过80%。于是当美洲步入农耕后，可供驯化的大型动物就基本没有了。这就解释了美洲大陆上的大型潜在可驯化食草动物，为什么不是北美野牛这种体格远远大于原始人类驯服、狩猎能力的，就是羊驼这种过于小巧的——因为中间的那一部分都被他们吃光了。羊驼，俗称草泥马，就是大航海时代4里蒂雅开场牵着的那玩意儿……但这样一说，似乎由把美洲的大型动物描绘的很“笨”——同样是面对“恐怖直立猿”的屠戮，为什么旧大陆野牛、野马、野驴能在与他们的斗智斗勇中顽强地活到“被包养”，你们却不行呢？答案是美洲大型动物没有经历一个与人类“协同进化”的过程。生物学上人科的所有动物发源于非洲，而从距今180万年前的“能人”（Homo

比荒诞更荒诞的，是最终被荒诞所毁灭。今天不想写长稿子，说几条新闻吧，连起来看，总觉得挺有意思的。一是全网批判农夫山泉“媚日”的方波越闹越凶，某地的两家711便利店在他们的店面贴出了一条告示，告示的内容是——“本店从即日起停售农夫山泉所有相关产品，店内可售来自所有国家的产品，但不会售卖中国企业媚日行为的产品。”这个新闻充满了喜感，因为711这家连锁便利店，它自己就是属于日本伊藤洋华堂公司的。于是网上有人调侃，说事情终于发展到“太君亲自抗日”了。711官方随后发表了一个通告，说这两家店铺的行为属于加盟店主的自发行为，与公司官方无关。不过我觉得这就属于该公司不懂店主的用心良苦了——眼下网上反媚日的风潮闹得这么凶，你一家日企，万一店里卖了农夫山泉，被人抓住把柄咋办。所以店主们只好“预防性爱国”一下，人家也难，大家体谅一下好了。二是在日前的广州漫展中，一名男子把漫展的签名墙砸了，原因是他认为这个签名墙上的漫画是日本动漫。但经过相关工作人员介入协调后，该男子才发现自己砸错了——那个签名墙上画的《盗墓笔记》的漫画版。不过据说男子被现场工作人员制止并澄清事实后依然嘴硬，一口咬定签名墙上的漫画“看着像日漫”，所以他砸的没错。我觉得这个事情，跟农夫山泉翻车连起来看就很有意思，它标志着我们社会中某些人打着“爱国”“反媚日”的旗号肆意妄为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了——他们已经可以单靠自由心证给别人定罪了。想当年U型锁砸车的那个时候，你车被砸的前提还是你真的买了一辆日系车。如今却不用。只要有人看你出的商品的包装“看着像媚日”，或者画出来的漫画“看着像日漫”，你就有可能倒霉、被砸。而这种被砸的理由，你是没办法反驳的，因为对方攻击你的证据完全来自于他们的“自由心证”，“看着你像”，请问你怎么辩驳？按照这个套路发展下去，开个脑洞，未来有没有这样一天？你走在大街上，有没有可能平白无故的就挨人一巴掌？你欲上去辩驳，他直接甩给你一句“xxx的，我觉得你长得像日本人！”同属东亚人种，所有中国人理论上都跟日本人长得有几分相似，相似度可比什么农夫山泉的包装，签名墙上的《盗墓笔记》漫画高太多了。那问题就来了，谁有权先去打谁呢？参考第一个新闻，怕不是以后谁先打出“反媚日”的旗号，谁先下手，谁就能占这个先机？第三件事，是最近被“农夫山泉有点苦”这事儿冲的稍微降了降热度的“起诉莫言”案。靠起诉莫言来炒作自己、而在微博上火了一把的毛星火，他也开始搞知识付费了。此公据说九年义务教育都没上完，虽然口口声声说自己爱国，却连梁启超和谭嗣同都分不清，这样一个人，搞知识付费能卖点什么呢？我特意到微博上去看了一眼，发现他搞的知识付费收费还不低，开设了“小店”和“博主精选”订阅、付费专栏。包月每月50元，如果包年，则一次付费500元“每月仅42元”。好家伙，这个收费标准，可比很多正经网络课高多了，那这位毛星火能给他的付费用户提供什么信息服务呢？我看了一下他列出的付费文章的标题，什么“莫言，我我一定要让你得到惩罚”“我今天已经向纪委举报了莫言”“作家莫言，必须封杀”……我看了以后就有一个感慨:什么时候，大字报也玩起“知识付费”了？以前，我们总是害怕整人、斗人的大字报重来，现在这样的大字报不仅重来了，居然还搞起付费制了。还收费这么贵。当然，毛星火本人也振振有词，他说像他这样的“爱国群众也要赚钱生活吃饭”，流量的钱与其被汉奸卖国贼赚了，不如给他。那我就又在想一个问题了，既然在这家伙和其拥趸的眼中，“爱国”才配赚钱，“不爱国”就没资格赚钱，那爱国不爱国的标准又应该交给谁来判定呢？想来想去，怕不又是这些人按自己的标准来自由心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毛星火说的没错，谁都需要赚钱吃饭。可是如果你强行限定条件，说只有你这样的“爱国群众”才能赚钱，“汉奸卖国贼”就不配，然后你还要自由心证的定义谁爱国、谁汉奸，那连起来看，你岂不是在说你看不顺眼的人，挣的钱就都是非法的了么？这就很可怕了，因为大义名分的口号+随意扣帽子的自由心证+真金白银的实际利益，这三者结合在一起，我不太敢想象最终能造成什么东西。实际上，你看这次农夫山泉的躺枪已经有点这个味道了——表面上看，所有批判者揪住的把柄都是“你包装媚日”“你儿子移民了美国”。但实际上呢？带头煽动的自媒体获得了流量，某些同行业“友商”打击了对手，而真去闹事的人，则获得了他们想要的戾气发泄。只有躺枪企业受害的世界达成了。在现实利益的驱使下，我不知道这样的事件有一次是否就有第二次、第三次。下一次又是谁会躺枪。写到这里，本来可写的东西还有很多，比如我想痛批一波毛星火的无耻无行，靠找茬莫言赚到流量，然后急不可耐的开始割韭菜。比如我可以告诫那个砸签名版的哥们、那俩抵制农夫山泉的711店主，别看今日“金杯共汝饮”、你们打起大旗杀得痛快，没准明天U型锁就砸到你们自己身上了——711不是日企么？还是说，你敢说你长得不像日本人？有一天，当别人想“自由心证”整你时，会和你今天整别人一样容易。可是我不想说这么多了，每天看热搜上全都是这些荒诞新闻，我也累了。我只想说，透过这些荒诞的事情，我能感觉到一股泥石流正在我们的舆论场上汹涌。我们刚开始看这些事件的时候会觉得它们很可笑，写文吐槽，后来我们会像现在一样吐槽累了。再然后，等到这股泥石流涨到我们的脚边、没过的膝盖、腰身、脖子，我们说不定就会被它裹挟而去。前两天，六神磊磊老师写了个稿子，说什么“屎位上涨”之类的，我在想一个事儿——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掉进粪坑里淹死是一种不仅恶心、而且很可笑的死法呢？因为比荒诞更荒诞的，是你最终居然被荒诞所毁灭。我想趁着事情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之前，再做一下也许徒劳的呼吁与祈愿——能不能别闹了，就让我们安安生生的好好过日子。很抱歉，除此之外，我已想不出别的言辞，我希望这最朴素的呼吁，不要徒劳。是为文，2500字，感谢读完，喜欢请三连，多谢。

又一个“困在体制内”的悲剧。各位好，昨天在西塞罗上写了《三年了，这一切是否值得》一文，稍微提到了一点我当初从体制内辞职的经历。结果留言中有朋友给我点题，说小西，你聊聊前几天郑州00后小学女老师自杀的新闻吗？微信公众号平台最近来了新规定，要求“自媒体”在发布涉及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等相关信息时，必须严格注明消息来源，所以虽然我写文章比较抗拒直接硬邦邦的引用新闻原文，但对下述新闻事实，也只能照搬原报道如下：10月31日，郑州一名“00后”小学女老师疑似跳楼自杀的帖子引起网络关注。女老师在遗书中称，面对学生很想教书育人，但学校的工作、活动、领导的检查，让她像进了“牢笼”，“每天提着最后一口气在工作”。死者家属告诉新黄河记者，事发后，校方领导拒不认责，甚至拒绝家属进入校园，查看监控。11月1日，记者了解到，管城区教体局已介入处理此事。（11月1日

“特别军事行动正在顺利推进，一切既定目标都会达成。”——佩斯科夫，2023年11月2日很久没有关注俄乌战局了，今天写一篇。最近这一个月来，国际主流舆论的关注度都被哈马斯新一轮恐袭引发的以哈冲突所吸引。而非常“巧合”的是，也正是在这个一个月内，原本在乌克兰战场上已经陷入师老兵疲状态的俄军，发动了今年以来可能是规模最大的主动攻击。在扎波罗热、武莱达尔、阿夫迪夫卡、顿涅茨克等方向，都出现了新组建的生力军成建制的发动进攻的动作。虽然这些进攻最终的收效最终被证明非常微小，俄军的伤亡数字在这个月内也出现了激增，乌克兰方面的公布的日伤亡人数已经接近千人，总伤亡数字则突破了三十万。但俄军这新一轮动作似乎验证了早前美国战争研究所（ISW）所公布的一则讯息——ISW在9月时曾放出消息，说俄总统已经给国防部长绍伊古下达了死命令，要求其必须在今年秋季结束以前夺回在乌克兰战场上的主动权。这个消息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个天方夜谭，因为彼时乌克兰方面的新一轮反攻尚在进行，俄罗斯在战场和外交上遭受的压力同样巨大。能维持住现有战线已经实属不易，想要反守为攻，似乎只能期待喀山圣母显灵。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短短一个月之后，突然发生的以哈冲突就扭转了这一切。国际关注度的减少和对乌军援的相对低谷期，真的给了俄军进行反攻的绝佳机会。虽然又经过近一个月的激战，“一战封神”的绍伊古将军麾下的战兵也不能说就完全重新获取了战争的主动权。但至少重将战局拖回了一战式的拉锯状态。哦，对了，俄罗斯国家杜马还在10月17日，全球都在关注中东局势时宣布退出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这意味着俄罗斯的核威慑能力真的离解禁迈进了一步，以后战局万一再次对俄不利，搞个核试验吓唬一下全世界变得真有可能。如果国际关注度彼时还在俄乌战场上的话，单这一手俄外交的承压就会非常大。但眼下，这个议题完全被加沙地带的局势掩盖了。所以刚刚过去的十月，对俄军来说真的是非常“幸运”的月份，但这份“幸运”到底是俄通过其毕竟残存的大国影响力一力促成的，还是真的凭运气就这么撞上的。这我们就不好说了，只能说俄军这波反攻确实卡时间卡的非常准——虽然到目前为止，其收效甚微。这里要说一点，在二战后的历史上，以色列在西方阵营中一直是一个十分亲苏、亲俄的国家，俄乌战争爆发后，内塔尼亚胡政府因为坚持不对俄进行强硬表态，曾经备受国内外的指责和批评。此次以哈冲突虽然暂时转移了国际热点、减轻了俄的国际压力，但代价是彻底终结了以俄之间的良性关系。以色列方面已经放出话来，等他们收拾完哈马斯，将“确保乌克兰获得胜利”。以一段传统的友好关系，换一个短暂的翻盘机会，这个交换对俄方来说到底值不值呢？我们还得再看看。视角转向乌克兰方面，在今年以来最艰难的处境当中，11月1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公布了对乌克兰国防军总司令扎卢日内的一段采访。扎卢日内在采访中表示，除非出现能给乌方带来决定性优势的新技术，否则俄乌战争将陷入“一战式的僵持”。按照扎卢日内的说法，他一开始觉得乌军反攻未能取得进展，是因为指挥官和士兵有问题，但是更换一些指挥官和调动士兵都并未起到作用。而阅读一本曾在学生时代看过的苏联时期出版的书，包括其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役的分析，让他意识到，“这正是我们现在的处境，因为就像那时候一样，如今我们的技术发展水平让敌我双方都陷入了迷茫”。他说，现在看来，乌克兰如果想要打破目前的僵局，收复国土，那么就必须依靠新技术。“我们需要关键的军事能力和技术来摆脱这种战争。其中最重要的是航空。控制天空对大规模地面行动至关重要。”此外，电子战、反火炮、扫雷技术等方面乌军对新技术的消化与应用，也将对打破僵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扎卢日内还提到了乌克兰自身的“战争储备”问题，他强调战争刚刚开始时，乌克兰受限于其原先的国情，其战争准备是不足的，武器装备稀缺，且立法方面也存在严重问题，使公民可以避开责任。而一年多之后，这些问题都在得到改善，系统的征召和训练体系正在被建立，当然，与乌军消化新技术一样，这套系统发挥作用尚需要时间。最后扎卢日内强调，俄乌战局对乌克兰来说，并没有很多西方分析人士所说的那么乐观，不应低估俄罗斯，虽然俄军在战场上减员严重，耗费了大量弹药，但俄罗斯长期积累的军事优势和其动员能力仍是不可小觑的。俄军仍然“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在武器、装备、导弹和弹药方面占据优势”。应当说，扎卢日内的此访谈的相当坦诚，作为作为长期身处战场一线的职业军事主官，他指出了俄乌战争中目前存在的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承认俄军其实仍然具有相当优势，是乌军不可速胜的，暗示了俄乌战争走向持久战的可能性。但奇怪的是，这份乌军司令这番看似在给俄军戴高帽的表态，却遭遇了来自俄罗斯方面的严厉驳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2日表示，他不同意扎卢日内的观点：“不，我们绝对没有陷入僵局！”佩斯科夫称俄罗斯目前依然在稳步推进“特别军事行动，所有既定目标都会实现”。他还声称：“事实上，基辅政权很久以前就需要明白，他们想在战场上获胜的前景也是荒谬的。他们越早理解这一点，一些前景就会越早出现。”……怎么说呢？佩斯科夫的上述言论，让人感觉像是从异世界穿越来的，本来，如果没有突发的以哈冲突，俄乌战争能不能呈现目前这样一个双方互有攻守的拉锯态势，都是两说的事儿，可佩斯科夫却非要梗着脖子说“特别军事行动”进展顺利，俄罗斯要实现所有既定目标。我就问一句，你翻翻世界历史，哪有搞了快两年、死了三十万人还没搞完的“特别军事行动”？可能有计划无战略的日本人在二战时搞过吧——依稀记得，那一次，那帮货最终输得很惨。可是佩斯科夫为什么非要这样讲呢？我觉得，他的这番表态，主要还是对着俄罗斯国内说的。俄罗斯独立民意调查机构——“列瓦达中心”，日前公布了一份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近70%的俄罗斯民众表示支持“尽快结束冲突”；而即便在俄罗斯向乌克兰归还乌东四地和克里米亚的条件下结束冲突，也仍有34%的受访者表示支持。这里要说一句，这个“列瓦达中心”的身份其实特别耐人寻味，早在2016年，该“中心”就已经被俄罗斯政府列入了“外国代理人”名单，也就是说它是俄官方认定的“俄奸”，但虽然被官方认定了，俄政府却并没有取缔这个中心，而是允许其继续运营，还可以发布独立民调。甚至哪怕在俄乌战争爆发后，还允许该中心搞这种“长他人志气”的民调数据。这是咋回事？难道真是传说中的“心善”？其实你细想一下也不矛盾。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官方媒体的所有报道，都维持了与佩斯科夫此次发言相似的调门，也就是“特殊军事行动进展很顺利，所有既定目标都会实现”。但就这么一直“顺利”了快两年，却总也拿不出一个“顺利”的结果。俄罗斯国内激进的皇俄派，如“网红大佐”斯特列科夫早已坐不住了，大骂俄军高层无能误国、俄罗斯官媒睁眼说瞎话。逼着俄官方不得不出手逮捕了这老小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俄官方其实也需要一些不那么激进的声音出来给在“信息茧房”里自嗨太严重的民意降降温。说一些俄官方媒体不太方便说，但不得不说的话。于是才有了“列瓦达中心”这份七成民意支持俄政府尽快结束战争的“民调”。请注意，这份民调本质上讲是在给俄官方找台阶下——就算这场“特殊军事行动”不获得胜利，把乌东四州甚至克里米亚都还给乌克兰人，现在也是“伏允所请”了。这也是为什么“列瓦达中心”为什么明明被指认为“外国代理人”却依然被允许存在的原因，俄官方并不傻，他们知道彻底禁绝国内一种派别的声音，无异于自断自己未来的后路。但是我们可以猜测，这份民调应该是相当片面的。因为几个月前，俄塔斯社刚刚公布的更大范围更权威的民调显示，有70%的俄罗斯民众支持将这场战争进行到底。但请注意，这种“支持”背后隐含着两个要素。第一就是大部分俄罗斯民众其实并不了解眼下俄乌战场的局势如何，他们接受到的信息，依然是俄军在战场上掌握全面主动，获胜是迟早的事情。第二，则是俄罗斯既然已经为了这场战争投入了这么多的“沉没成本”，数十万士兵战死、上千亿美元的战争消耗投进去、国际外交格局空前被动、旧日攒下的“大国家底”在一步步被消耗……那么俄罗斯应该——更或者说必须——从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获得些什么。这种心态跟百余年前克里米亚战争陷入僵局之后俄方的心态是非常酷似的——既然沉没成本已经搭进去，那么不获胜，俄罗斯民众都不会允许他们的政府下这个赌桌。请注意，“列瓦达中心”所进行的民调，只是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俄罗斯大城市展开的，它所反映的是这些一线大城市中产人口的想法，对于这些了解战争实情、并懂得及时止损的人来说，这场战争当然已经进行的太久了。但俄罗斯的民意从来不是由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少部分城市中产人口所决定的。俄罗斯人口的大部分，是塔斯社所反映的中小城市和更广阔的农村。他们才是为这场战争付出最多沉没成本的人。而那些地方的人群依然相信战局如佩斯科夫一直所宣传的一样——一切都在按计划推进。所以俄军如果不达成其所谓的“既定目标”，是不可以罢兵的，因为深陷在“信息茧房”中的民意不会允许。所以佩斯科夫必须驳斥扎卢日内的“僵局论”，扎卢日内说目前的俄乌战局很像一战，可他也许忘记了，恰恰是俄罗斯，最怕把这场战争打成一战那个样子。因为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最终拖垮了沙俄这个泥足巨人，当有着超强忍耐力又深陷信息茧房中的俄罗斯普通民众终于意识到他们投入成本巨大的那场战争无法获胜时，其爆发的怒意最终轰碎了冬宫的宫墙。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近一个月来，俄军在明明收效甚微的情况下，依然不计代价的维持进攻——俄罗斯“碰上”了10月国际关注转移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绍伊古也许的确得到了总统“扭转局势”的命令，但在这个“机会”和命令的背后，是俄罗斯国内因为沉没成本过巨、信息茧房又太牢而形成的那股不可忤逆的民意。所以对俄罗斯来说，俄乌战局不能僵持，只能“一切按计划进行”。那么，这场旷日持久的“特别军事行动”，最终会由谁来得胜呢？我想，就像克里米亚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等等历次战争所呈现的一样——当战争陷入僵持，请让我们看看时间在谁的一方，那些敢于面对现实、坦然直面他的人民的人，那些与时间、历史同在的人，终将获得胜利。全文完本文4000字，感谢读完，发声不易，喜欢请三连加关注，多谢了。

我们的文化，给“奋斗”的褒赏太过，却对“休息”太吝啬。1各位好，最近在成都办了读者见面会，见了很多新朋友老朋友，算是一次非常充实愉快的休假，所以这几天没顾得上更文，但是高兴是高兴，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不尽兴，好像自己逐渐变成了一个不会休假、不敢休假的人。以下分享一篇旧文吧，送给自己和各位读者。------------------------------------------------------中国人的假期其实很少，但很多经济学家却喜欢吆喝我们休假太多了。比如我记得前年五一“白银周”的时候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就曾发表过“中国人的假期太多，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放假，应该减一半。”的暴论。我当初就觉得这个提议很奇葩，因为我不知道这帮经济学者们在提这种倡议之前，有没有没动笔算过，这个主张到底意味着什么：中国的法定休假日是115天没错，但这100多天的主要来源，不是五一这类法定假期，而是一年52个双休日，若真的“减一半”，那中国可就要回到上世纪90年代与国际接轨以前，一周只休一天的状态了。眼下双休是法定假期，还存在大量劳动者休息时间被侵占的情况，您这直接说要砍一半……您不如直接说让996、007合法化、全民化得了。我替所有加班狗，跪谢您让我们过劳死了个痛快。不过，畅想一下，真要按这一派“经济学者”主张来的话，以后假日办再遇到五一、国庆假期，却硬要凑一个长假出来刺激“假日消费”的情况，可就太难了。我国介时就要面临一个两难选择：要么彻底放弃假日经济，给旅游业、零售业带来难以计算的损失。要么就为了在五一凑五天假，前后一个月让老百姓告别周末。这两个选项中，无论哪一种，只怕都是天下奇闻。抛开双休日不谈，中国人的法定节假日究竟长不长呢？据公开资料查证可以得知，中国的法定带薪节假日是每年16天（5天带薪休假和11天各种假期），在全球排名肯定在100名开外。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我们的休假时长排名比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的世界排名还要差。那好，中国男足被泰国、叙利亚血虐，全国球迷都大呼小叫，引为“国耻”。怎么中国法定假期这么个排名，居然会有经济学家不仅不以为耻，还高呼要减半呢？所以球迷别急，男足相比你的假期来说，绝对算是为国争光了。横向对比一下，我们东邻、以工作狂著称的日本，每年有26天节假（10天带薪假+16天法定节日），德国是30天（20天假+10天节），法国36天（25+11），俄罗斯38天（24+14），伊朗53天（26+27）……全世界这么多国家，甭管经济比咱好的还是不好的，都大大方方的放假比咱多，中国人修个五一小长假还要东挪西凑，还得被“专家”们说：不行啊，这么长的假期对经济发展不利，请各位滚回工作岗位，努力996、007，为老板的财富积累努力奋斗，奋斗终生……还是天下奇闻。2一提到经济学者的这种暴论，很多人质疑他们是不是趋炎附势，在替996的资本家甚至某些机构说他们想说不敢说的话。但我倒觉得，这种神发言，的确反映了中国文化中一种根深蒂固的审美倾向：中国人自古就将劳动视为一种美德，而将休息视为一种罪孽。你看，好逸恶劳在我们这儿是个贬义词，而“勤劳”在中国几乎是夸人的最高礼赞，以至于官方给我们的民族定调时，总会说“勤劳而勇敢的中国人民”——注意，勤劳总是排在勇敢之前的，中国人勇敢不勇敢可能另说，但勤劳是真的很勤劳。我曾看过某外交官说的一段回忆，说咱用这个句式夸人已经夸成了一个习惯，上世纪80年代到非洲某国搞外交，咱外交人员张口就来：“勤劳而勇敢的中国人民和xx国人民”。人家黑人兄弟闻听此言，立刻提出抗议，说：我们xx国人民只勇敢不勤劳，勤劳在我们这旮旯是用来形容奴隶的词儿，你们可别乱用哈！想想也是，非洲人民肯定不以勤劳为荣，勤劳的黑人兄弟当年都被白人殖民者拿麻绳捆了到新大陆种甘蔗去了，这个基因在这片大陆上估计留不下……是的，严肃的说，在世界范围内，将勤劳视为一种美德的文明可能高度局限于东亚。只有中日韩等国才特别推崇这种文化。西方《圣经》中写亚当夏娃因为偷吃禁果被上帝从伊甸园里赶出来，临别的时候上帝对亚当的惩罚：“你必备尝辛劳，才能从土里得食。”由此看来，劳动在西方文明中，是一种上帝施加给人类的惩罚。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本来是不用遭这个罪的，是犯了错误才不得不受这个刑。而与劳动相比，休息在他们的宗教中反而是神圣的，基督教徒星期天休息、犹太教徒星期六休息、伊斯兰教徒星期五休息。亚伯拉罕教系的所有宗教都认为人需要摆脱操劳，在休息中才能够获得与神沟通灵性。所以，在近代，西方先是爆发工业革命，以机械代替人力去完成工作，随后爆发工人运动，将工业社会中人的劳动时间压缩到一个可忍受的范畴内。之后西方工人们经常喜欢闹罢工，合法性其实也在这里，在他们的观念中，休息是一种人类天然的权利。五一劳动节最早是为了纪念美国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大罢工。这两项社会运动之所以能完成，只怕是有着文化导向的因素在打前站的：西方人并不认为“偷懒”是一种罪恶，反而承认休息是人的天性。毕竟就连神花了六天创造世界之后，也需要休息一日。与之相反，我们文明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似乎都伴随着一种深入骨髓的“劳动焦虑”。《汉书·食货志》几乎是中国最早严肃谈论经济问题的文献，里面就公开提出“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说的通俗一点，早在汉代，不劳动就不仅是个人问题，甚至还要背负“危害国家经济发展”和导致他人饥寒的罪责——这个思路，从汉代一直流行到近代，村里批斗“二流子、闲汉”，再到现在，一些经济学者动辄暴论“中国人休假太多”，可谓是一脉相承。我们为什么有这么深刻的劳动焦虑？我觉得这可能跟我们的气候和农业方式都有关系。中国的气候是极不稳定的季风气候，农业主要形式，又是强调高劳动投入获得高产出的稻作农业。两种因素的复合，让我们在农业时代的劳动投入就变成了一个无底洞。中国的农民几千年里都被灾荒、饥馑、官府的横征暴敛和干不完的农活所催逼，劳动不仅仅是他们习惯，而且内化为了他们的一种求生本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唯有不停地劳动，才能让他们在这片高度内卷的土地上生存下去。然而，中国人辛苦的劳动在历史上并没有让我们得到好结果。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深刻的指出，在欧洲爆发机械革命、工业革命的同时代，中国的明清其实也爆发了一场“人口革命”。两场革命都提高了各自社会的生产力总量，但最终结局却是不同的。深入骨髓的劳动思维，让中国人在提高生产力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方法，就是制造更多的人口，让他们苦哈哈的埋头劳动。以至于中国在明清时代的耕作主要方式居然从畜犁退化到了人犁。而与此同时，认为偷懒无罪的欧洲人，却用畜力、水力、风力、蒸汽机、内燃机，逐步卸下了人类工作的重担。从这个角度讲，说工业革命是一场“偷懒革命”也不为过，而我们没赶上，则很可能是因为中国人实在太勤快——或者说，总有人逼着我们太勤快了。3当我们自己也被卷入工业化大潮之后，中国这种“劳动焦虑”非但没有因为国际冲击而减缓，反而增强了，并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国家主义相结合。形成了现如今中国极为特殊的“休假罪感”思潮。不信你仔细回想一下，从小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话的本质其实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一个人只有对社会“有用”，才配生存。同理，一个“有用”的人也只有不停地劳动、才能体现其价值。其实这种思维是很值得商榷的——归根结底，人才是社会、国家、经济存在的最终目的。正确的思维本不应该是人是否对社会有用，而是追问一个社会是否对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用”才对。同理，劳动的最终目的也应该是让每个劳动者更好的享受自己的生活。假如我们的社会搞成宋老师所呼吁的那样，996常态化，老百姓人均加班狗，那即便我们GDP完爆美国，经济各项数据好得不得了，这些数据又有什么意义呢？只不过让那些痴迷纸面的“工业党”们拿来吹牛、意淫时更开心而已。所以，那些大厂老板公然逼着打工码农签“奋斗者协议”，要他们自愿996还拿来当企业文化来宣传；某些经济学家公然呼吁要把公民休假时间砍半、退回几十年前，还自以为是什么“创新性经济观点”；老百姓放个几天“黄金周”还要东挪西借，转头就要连上很多天……这些奇葩的状况不应当再持续下去了。要求多休假不应是一种值得羞愧的原罪，“劳动、奋斗”这些大词，也不应再是我们唯一的价值取向。中国人需要更多的休假，更需要首先将呼吁多休假“非罪化”。我们应该明确，人的天职不是劳动，而是休息。全文完本文3600字，感谢读完，喜欢请给个三连，多谢。

长期关注我的朋友应该能感觉到，最近写作兴意有些阑珊，更兼秋日将尽也该为自己安排一次出游散散心了。本周末我将去往一直很想去的成都，周日的时候会在当地举办一个读者见面会，蜀中若有朋友有缘，不妨到时一见。时间是10月29日晚上七点半，地点在成都武侯区的文轩books高新店。详情请见书店官方的通告《「作家聊天室」海边的西塞罗读者见面会》。想预约的朋友请扫下方二维码提前预约：提到成都，总能想起很多诗文，但此刻，我脑中第一个闪现的，是赵雷的那首《成都》，第二个想起的，却是苏轼的那首《临江仙》：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凭将清泪洒江阳。故山知好在，孤客自悲凉。坐上别愁君未见，归来欲断无肠。殷勤且更尽离觞。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是啊，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漂泊的苏轼终于没有回去他蜀中的故乡。实话实说，虽然提前给书店写了座谈提纲，但也不知届时见了大家会谈出些什么。但愿能不负此行吧。成都，我就去到他的街头走走，散散心，顺便与愿见我的朋友在那里聊聊天。想预约的话，请扫码，愿我们不见不散。

当前环境异常，完成验证后即可继续访问。

就冲这回应态度，明年再被偷一次也不冤。前两天参加迷笛音乐节的乐友被盗的事情引发了全网关注，我也写了《迷笛音乐“劫”——这样的“前现代人”，在你身边还有多少？》一文，不过这篇文章发出去的那天，迷笛音乐节官方刚好出了一份更加爆炸性的公告，上篇稿子我没来得及聊，单写篇文章简单说说。迷笛的这份回应是这样的，奇文共欣赏，大家都看了吧：这篇回应之所以跟盗窃案一样引爆全网，最重要的原因是是它在正规回应后面直接用脏话骂娘，什么“傻x”“喷子”“鼠辈”之类的污蔑性词汇齐飞。当然回应说他所骂的人是具有高度指向性的，也就是事件爆发后所谓的“黑河南、黑南阳”的人。我在上篇文章中也聊过了，我也反对地域黑，因为南阳这次盗窃案所反映的问题，其实在很多地方普遍存在，揪着一个地方搞地域歧视，没有什么意义。但是，迷笛音乐节作为事件的当事方，亲自下场骂的这么狠，还是让人感觉怪怪的。我特别想问音乐节的官方——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呢？被你们骂做“傻x”“喷子”“鼠辈”的网友当中，有一部分人可能确实是去参加了你们的那个音乐节，并在音乐节上丢了东西，整体感觉非常不满意的。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好端端去参加个音乐节，丢了东西不说，最关键的是还丝毫没有假期体验。这样的人，如果实在气愤不过，在网上发两句牢骚，即便带了点地域歧视的口吻，真的很过分、很不能被原谅、理解么？亦或者，有些网友没去参加你们的音乐会，但确实有过在当地糟糕的遭遇，借这个事情在评论留言里说出来，只要说的事实，又有什么可以厚非的呢？这些网友，真的值得你专门出篇公告，在本来应该诚恳道歉，向你的乐友和公众致歉说“不好意思，这次服务没做好，请期待我们下次努力。”的地方，破口大骂，各种脏话狠话齐飞，弄得跟对方有什么血海深仇一样么？你让那些来参加你音乐节却丢了东西的人作何感想？怎么，我们说吐槽两句的权利都没有了么？所以这个非但不道歉，反而骂人的回应，理所当然的引发了争议，争议之后有记者去采访迷笛音乐节的官方。结果其工作人员非常自豪的回应媒体：“这符合迷笛的风格，迷笛就是敢做事、不怕事”。把粗鲁、骂人当成是自己的个性，对于“摇滚青年”来说，倒也不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性格。可问题是，迷笛音乐节也没有把他们自豪的这个“个性”贯彻到底啊！你就看看这纸回应的前半部分，写的是非常官方、官样文章的。体制内写公关稿件我们一般有一个模板，第一段写什么、第二段写什么、第三段怎么收尾。要我看迷笛音乐节的这纸回应的前半部分，其实是在非常笨拙而又小心翼翼的模仿这种“官腔”。形成了一种“拟官腔”。什么叫“拟官腔”？失窃案发生在南阳，按说不管规模和起因如何，南阳当地的政府有关部门，怎么说也是对这样的事件有一定的责任的（哪怕是事发后的追查、解释的责任）。但是我们却看到，迷笛音乐节的官方，在公告中，谨小慎微的避免了哪怕一丁点会让人联想起这种责任的说辞，半点都不敢惹官府，而把指责全部都甩给了“网民陈某”和“煽风点火的网络言论”。此情此景，让人不禁怀疑，难道没有做好筹备、导致案件发生，甚至上手去偷窃乐迷们财务的，只有这个陈某和“煽风点火者”么？偷东西的人在哪里？本该维护治安的人在哪里？迷笛音乐节，作为主办者，你向乐迷道歉的诚意又在哪里？没有。整个回应，前后文风的反差过于巨大而强烈，就好像是你看到单位里一个年轻小中层，在领导在场的时候照着稿子发言，又是打官腔、又是舔领导、把领导拍的心花怒放，提前退场了。结果领导前脚刚走，他后脚脸就一变，转过头来对着手下破口大骂，又是傻x、又是鼠辈的脏话齐飞。别人说他两句，他把头一扬：怎么着？这就是我的性格！这就是我的叛逆！我xx就是这么敢作敢当！……容我劝你一句吧，迷笛。正经摇滚青年的叛逆与敢作敢当，根本不是你理解的这个意思！是的，作为“摇滚青年”，你可以把叛逆、把不拘礼节当做气质来打。欧美的愤怒青年玩摇滚的时候，确实是把脏字儿都写到歌里去的。可是这种叛逆、这种不拘、这种敢作敢当，朝向的对象是有讲究的。就像鲁迅先生所说：“

通过阅读，获得解放。各位好，连着写了一个星期的文章，今天黄金周结束了，我休个假，这是一篇请假随笔。早上的时候看到北京万圣书园的这哥庆祝其三十周年的视频，这勾起了我的不少回忆，让我突然萌生一种感觉，觉得自己有义务写篇“义务广告”——不为别的，只为我在这家书店里白白蹭看的那不少书，和那足足一年的美好时光。是的，在万圣书园三十年的时光中，我有幸截取过这家店的一点吉光片羽——我2016年的时候受当时的单位委派，去北大读了一年书，头几个星期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没书看。有一次在课上聊起了，北大本地的同学像看刚在火星种了几年土豆才回来的人一样看着我：不知看什么书好？你为什么不去万圣书园呢？我问在哪里，然后当天下课后的那个傍晚，她就领我去这家书店逛了一圈。若干年以后，当我坐在桌边写这篇文字时，我依然对那个傍晚记忆犹新。因为那是一个太美妙的傍晚。我一直觉得，书店这种存在与旁的店铺不同，因为当你走进一家私营书店的时候，你其实相当于走进了这家店老板的灵魂深处——书店会挑选什么样的书入住，什么书摆在最头前的位置重点推荐，设置什么样的专区以供你重点阅读，这些专区里又会遴选什么样的书籍，都是非常有讲究的事情，与之相比，店铺的装修风格、播放着什么样的音乐、用什么样的灯光笼罩着读者，倒是次一等的事情，但也很重要。而一家老书店，若是开久了，又会吸引很多与其志趣相投的读者，这又形成了书店中第三道可观的风景。而于我而言，万圣书园的这三重感觉，都恰恰刚好。我自认是一个读书很杂的人，历史、科学、文学、哲学所有有那么一点意思的知识我爱学，而这些知识在我的脑中是彼此连缀的，并没有大学里的各科系那般遥远。而在万圣书园，从艾德蒙·柏克到老子，从维特根斯坦到莫奈、从契科夫到王小波、从哥白尼的天文律法到音乐十二平均律的制定，这里所安放的知识，就像我脑中所梦想的一样，如此的相近。在课后的一个傍晚，我可以在这家店的这个书架上抽出一本《罗马帝国衰亡史》，跟爱德华吉本聊完了罗马英白拉多们的得失，信步走上不远，就可以行到理查德·道金斯的书籍前，读上一段《自私的基因》，听他论述达尔文时代进化论的所明与所误。间或的，我还可以在角落里发现一本之前从未关注过，但却翻来就十分有趣的书——譬如《路途上的建筑·漫步欧洲》，第一次去理解那些凝固在大理石中的音乐究竟是怎样的。是的，这就是我寄居北京的那一年中，在万圣书园蹭了整整一年书的观感。这个其实并不大的书店与我灵魂中的精神家园慢慢融合、互化。我在这里“复习”了喜欢的老文字，也见识了新知与新观点。后来我甚至去图书馆的时间都少了，就跑去这家书店里来回踱步，想想心事。书店里咖啡屋的蕴香飘散开来，散养在店里的那只店猫熟悉了我的气味，不再避我、偶尔也来我的脚边蹭蹭。那个感觉真好。到了那一年的年末，深秋的风一阵冷似一阵，我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回程。我发现让我最不舍的，不仅仅是未名湖的落叶，不仅仅是混迹在课堂上混迹在本科生里和人家搭讪，冒充自己大学时光还没过完的那份感觉，也有在那书店里的徜徉。于是我又最后去了一次万圣书园，这次没蹭书，而是径直走到已经熟悉的书架中，抽下一本之前眼馋了许久，想买却不舍得买的书籍，走到柜台那里跟店员说：“同学，劳驾来这本！”然后再用打折的那部分钱，点了一杯咖啡、一份热狗。坐在书店的那个咖啡屋里，看着成府路街上的车来车往。店猫知趣的缩在我不远处的地方喵喵叫，我没再试图去撸它。因为那一刻，我突然认识到我的青春可能有些余额不足了。这样放肆看上一天书、闲逛一天，却不用琢磨该怎样养家赚钱、立身出世的日子，真的过一天少一天。2016年，我对那一年怀念的时光若有个终结，那就终结在那一天，那个我坐在万圣书园惆怅莫名的咖啡桌边。自那一刻起，我方才决心做一点自己的事情，不负这余额开始见底的青春时光。今年年初，我去北京做自己的第一本新书签售，又去了一趟万圣书园，店还在、书还在、店猫听说换了，经常偷懒不上工，总之我是没见着。而这一次我又有了新的梦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写一本足够好的书，放在这家店里，有一个与和我当年一样穷书生，能在这店中信步行走时，偶尔邂逅到它。为这个梦，我当开始新的启程。文章写到最后，我发现这并不是什么“义务广告”——其实万圣书园这样知名的书店，原也不需我向我的读者去做什么推介了。这只是一篇随笔、一份回忆罢了。人，最难留住的，总是时光，所以我们才会去阅读，去思考，去书写。而万圣书园，那是一个我曾把自己的青春丢在那里的地方，于我而言，它还在，可那段岁月却无可找寻了。而我的读者，您若也曾去过此处，可否曾经拾得它？让它也成为你的回忆？“如果有天堂，那它一定是图书馆的样子”——这是诗人赫尔赫斯的名言。可是作为一个也算常去图书馆的人，我其实不喜欢大多数公立图书馆的那种味道——它过于严谨的分区、它的冷冰冰、它的“禁止喧哗”、“食品饮料莫入”……都让我其实有一丝丝不自在。相比之下，我还是更喜欢那些书店。当你走进一家好书店里，看到迎头摆着的，正是那本你此刻最当看、却原本并不知道它在哪里、叫什么的书，你会感到一种邂逅知音的慰藉，与探求新知的惊艳。所以我说：如果还有天堂，愿它是书店的样子，如果还有书店，愿它是万圣书园的样子。本文2000字，感谢读完，谨以此文，纪念改变我的2016年，和温暖我的那家书店。也祝所有我的朋友——

普及个汉语常识。说件奇事，这两天，我的微信后台突然收到不少攻击谩骂留言，语言之下三滥，让人大开眼界，比如这样的——要我说，这位不太谨慎，直接把自己的名字当做微信号名，就这么发出来了。他虽然骂我，但我却不能不保护他的隐私，就给其名字打个马赛克好了——毕竟狗咬人，人不能咬狗。这骂人话，怎么说呢？抛去用词之下流，想象力与语言之匮乏几无可观。我要是甩得开和他对骂，能把他骂化了。而为什么会突然有这种人来骂呢？我不用想也知道，应该是又有一些自称的“爱国”的营销号抓住了我文章的什么把柄写了大批判文章——这帮人的粉丝，向来都是这个素质，辨识度实在太高了。然后我就去网上查了一下，果不其然还真有，还不止一篇，大约都是针对我前两天发的《武王伐纣的真相：相比大一统帝制，封建制为什么更能打》。我就觉得特别奇葩。因为第一是因为那篇文章是谈纯历史的，武王伐纣么，这种文章他们也能抓出小辫子来揪斗，这陷害人的水平，还真的是直追某些特殊年代的小将了。哦不对，考虑到这几位中年油腻男的年龄，应该叫他们……中将？第二，就是我发现这帮人虽然都是用母语写作混饭吃，还自称无比热爱自己的国家，但好像看不太懂中文。我在文中讨论的是古代王朝封建与大一统帝制两种体制的关系，他们却非上纲上线，说我含沙射影的反对统一。这顶帽子扣得实在就过于大，真坐实了把我千刀万剐也不为过。所以虽然其实一直懒得理这帮苍蝇，但还是不得不写一篇文章，好好教一教这帮人和他们同样不学无术的拥趸一把中文——大一统和统一，这俩词到底有什么区别：本文不是为这帮人写的，他们听不懂，也不想懂，只是帮智商和良心还在线的朋友辨明一点是非。其实你去翻近现代文献，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大一统”（或“一统”）和“统一”这两个词的使用上，今古之间是有着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的。大体上说，在辛亥革命中国帝制时代结束以前，大一统或一统用的很多，但到了辛亥革命以后，这个词在正规政治表述中就几乎绝迹了。人们更多使用的是统一。前者，比如晚清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想要灭洋，但又要向清廷表忠心，还在说“一盖洋鬼全杀尽，大清一统定江山。”后者，比如孙中山先生在他签署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就誓言要达成的五个统一: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内治之统一、军政之统一、财政之统一。而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也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大一统”（或“一统”）和“统一”，这两个词为什么会在帝制结束前后出现如此泾渭分明的区分呢？其实你只要是个中国人，用心咂摸一下这两个词语里微妙却鲜明的差别，就能体会到其中的奥妙。“大一统”或“一统”，一定是隐含一个主语的，而这个主语一般指且仅指古代帝制的某位帝王、或者一家一姓之王朝。比如“大一统”的最初出处，《春秋·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句话的原初意思，是说周王朝的全体诸侯都要听从周天子的领导——这是儒家思想想要达到一种理想状态。本来也不错，但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时代，大一统异化为了皇帝一人对天下的绝对统治权威。所以在其后的岁月里，“大一统”或“一统”在出现时一定是与皇帝或王朝相连缀的。它指的皇帝掌控整个天下、在秦制的帮助下一杆子捅到底的那种状态。而正因为这个词被帝制“玩坏了”，所以它在近代民主革命过程中，几乎立刻就被弃用了。理由也很简单，因为近代那些抛头颅、洒热血把中国从帝制王朝中解放出来的仁人志士们，远比现在网上这帮恰爱国流量的二混子们懂得多，人家知道中国在推翻满清帝制后，所建立的一定是主权在民的国度。在这样一个现代国家里，不会再有帝王试图去“一统”自己的臣民，把别人的权利侵占过来为己所用。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应再是臣民而是公民，公民有自己独立与自由，别说有人想“大一统”他了，就是想“一统”他，都是对其权利的侵害。那么问题就来了，一个国家，既要保障每个公民权利与自由，又要形成足够的社会合力，这样一种“自由人与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的状态，应该用什么中文词汇去形容呢？那就是“统一”。“统一”一词在古文中出现较少，其存在感几乎完全被大一统所遮蔽。但它的第一次出现就很特别——那是《汉书·西域传赞》中，班固评价西域各国的特点时说：“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你细品一下，班固在这里想表达的意思，就不是前文中说的，西域更好的状态，并非要执行“大一统”的政策，而是说西域各国的行动应该“统一”起来，在保持各自边界的同时，统一行动。这样就能克服“兵众分弱”的问题。所以统一和“大一统”，在这里的区别就体现出来了。大一统在语义上更接近英文中的“rule”或者“dominate”，它内涵强调的是一种上下尊卑，一种权利与地位的不平等。在古代大一统的中央帝制中，皇帝是天然高于臣下和草民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因为我“大一统”了你，你必须以我为纲。而“统一”这个词，它内涵的意思，其实与“unite”，甚至可以说，美国国徽上拉丁文格言“合众为一”（E

只要我们还纠结于这种问题，那一天就还很远。签名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经过成熟的考虑之后，就此宣布关于我身后可能留下的财产的最后遗嘱如下：我所留下的全部可变换为现金的财产，将以下列方式予以处理：这份资本由我的执行者投资于安全的证券方面，并将构成一种基金；它的利息将每年以奖金的形式，分配给那些在前一年里曾赋予全人类最大贡献的人。上述利息将被平分为5份，其分配办法如下：一份给在物理方面做出最重要发现或发明的人；一份给做出过最重要的化学发现或改进的人；一份给在生理和医学领域做出过最重要发现的人；一份给在文学方面曾创作出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一份给曾为促进国家之问的友好、为废除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举行和平会议做出过最大或最好工作的人。物理和化学奖金，将由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生理学和医学奖金由在斯德哥尔摩的卡罗琳医学院授予；文学奖金由在斯德哥尔摩的瑞典文学院授予；和平奖金由挪威议会选出的一个五人委员会来授予。我的明确愿望是，在颁发这些奖金的时候对于授奖候选人的国籍丝毫不予考虑，也就是说，不管他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只要他值得，就应该授予奖金。我在此声明，这样授予奖金是我的迫切愿望。这是我的唯一有效的遗嘱。在我死后，若发现任何其他有关我财产处理的遗嘱，一概作废。1895年11月27日又是一年诺奖季，今年的各大诺贝尔奖项将陆续揭晓，有一个话题再次被起——今年有没有中国人能拿诺奖？是的，作为“科学界的奥运会”，最近这十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中国公众对本国科学家能多拿诺奖的期望也提了起来。很多人希望中国人获诺奖的数量能像奥运会拿金牌一样出现“井喷”，或者实在不行，退而求其次，像我们的东邻日本那样能隔三差五有个人问鼎也算露脸。可是目前截至2021年，获得诺贝尔获奖者的中国人数量一共也只有11位（其中还有8人仅仅是华裔而非中国籍）。如果诺贝尔奖真的是一个国家科研、文化实力的体现，那么经济发展的中国迟迟无法在榜单上获得相称的地位，确实让很多人很上火。于是很多人开始问：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在得诺贝尔奖也跟奥运会上一样出现井喷？中国诺贝尔奖“井喷”在即么？于是就有了一个说法：“着什么急啊！诺贝尔奖这东西是有滞后性的，科学家现在研究的成果，得等十年二十年才能被学界认证、承认、产生影响，并授奖。所以中国的诺奖井喷，是在xx年后，总之，快了！”这个说法，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就一度非常流行，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似乎时候还没到，不过现在想来，我当时所接触的那些大学老师、助教们热谈这个段子，也是有一定私心的——作为国内的顶尖学府，如果中国诺奖真能“井喷”，那有很大概率就“喷”在我们那里，甚至没准就是总提这个说法的那些老师。所以老师们相信“我们将来一定能井喷”这种说法，刻薄一点说，有点像彩民下注买了彩票以后说“我这样一注开彩时一定能得奖”一样——甭管有戏没戏，那这个说法来自我心理安慰一下总是好的。我接触的那些老师，都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留学的学界精英，他们同期的有些同学留在美国等地做科研，如今都快退休了，回顾这一生的科研生涯，其实彼此之间也有点暗暗较劲，老师们当然不愿承认自己当年回国搞研究是年华虚度了，美好祈愿一下“中国未来诺奖能井喷”，也相当于祝福自己退休后哪天真能接到诺奖电话。所以他们是很愿意这样说的。可是经济发达、产业兴盛、国家投入巨大、研究人员多，就意味着若干年后诺奖一定会井喷么？这个事儿其实也不必然。奇葩的“韩国陷阱”有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我们另一个东邻，韩国。众所周知，韩国的经济起飞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朴正熙当政时开始的，比我们早了个十来年，前两年已经被认定为发达国家。韩国的发展路径走的也是产业兴国、科技兴国，政府对科研投入巨大，教育竞争激烈，学生考的非常勤奋，学界内部卷的则不要太严重。但非常邪门的是，韩国到目前为止，除了金大中总统因为采取“阳光政策”，曾在2000年成功进行南北双边会谈，并在同年获了和平奖之外，就再没有别的韩国人获过奖。是的，甚至连在本国接受基础教育，然后跑到欧美去科研出成果的韩裔都没有。这个奇观，恐怕让所有如我一样喜欢玩战略游戏的人都惊到了，毕竟在很多历史战略游戏中，朝鲜民族的技能点一直都是“加科研”。不吹不黑，现实中的韩国，也确实是个科技立国的国家。我们知道韩国人比较好面子、重民族自尊心，但每当聊起诺贝尔奖这个事儿时，场景估计是这样的——您郁闷的韩国朋友会说：“你们先聊，我下楼去买个泡菜。”那么为什么韩国忙活了这么多年，科技发展的也不错，诺贝尔奖却如此“天荒”呢？我觉得主要是民族价值取向的问题——一个民族能不能通过重视教育产生学霸是一码事，但学霸们会不会都去搞适合得诺奖的科研，这是另一码事。就韩国而言，它的重视教育确实产生了大量（至少考的很好的）人才。但是受到传统文化、现实国情等因素的影响，韩国人才的流向是这样分布的——最精英的一等人才往往会选检察官、律师、公务员、医生这样的“人上人”的职业，自己负责切蛋糕。次一级的人才则会选择学工科，当工程师或者码农，以便将来能够进入三星、现代这样的大厂，搞一些更注重应用的研究，以便能分一些给财阀们的残羹冷炙，当高级打工人。于是真正肯钻进象牙塔，一门心思搞科研的，大多是三流以下的人才。所以“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句中国俗语，在韩国也经常被搞学术的人拿来自嘲。所以，不知是否受了古代儒家“学而优则仕”的影响，韩国真的只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者，相对其他国家是比较少的。其实话说回来，最有能耐的人去考公务员，比较有能耐的人搞应用挣大钱，实在不行才学术，这种人才价值取向，怕也不只是韩国独有的。而另一方面，受特别强的民族自尊心作祟，韩国人还特别希望自己的科学家能早点“给他整个活”，在世界上露一回脸。可这种急功近利，最终带来的往往是“又有多大脸，现多大眼”——比如2005年曾让韩国人颜面丢尽的黄禹锡学术造假案。黄禹锡本来是首尔大学的一位兽医学教授，按说这个学科其实并不怎么基础。但21世纪头两年，克隆技术特别热门，克隆羊多利问世后，各个国家的生物学者都在憋着劲儿搞各种克隆牛、克隆猪之类的东西，黄禹锡也赶上了这个风口，在那几年内相继创造克隆界的多个“首次”和“第一”。包括成功克隆出首个克隆牛，首个“抗疯牛病牛”，首个克隆狗等等。这还不算什么，到了2004年，黄禹锡在《Science》上刊文，宣布在世界上首次用卵子培育出人类胚胎干细胞。一年后，他又再次在《Science》上刊文，宣布成功利用癌症患者体细胞克隆出胚胎干细胞，为解决癌症带来了希望。这项研究成果不仅轰动了全世界，更让全体韩国民众都高兴的快发疯了，韩国人将黄禹锡视为韩国的“民族英雄”、“学术救星”，韩国各大媒体热衷讨论的是“诺贝尔奖委员会到底应该在今年还是明年把生理学奖颁给黄教授”——因为在韩国人看来，黄教授放了这么大一个科研卫星，如果这都不给个诺奖。那就简直就是西方对我们大韩民族的种族歧视！但对韩国人来说不幸（也许是幸运）的是，黄禹锡的神话没撑过2005年。同年年底，就有人向韩国媒体举报黄禹锡学术造假，随后其所在的首尔大学对黄禹锡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调查，发现其干细胞技术纯属子虚乌有，都是黄为了骗取名利可以编造的。最终韩国官方介入，以数项罪名对其进行了起诉，黄禹锡锒铛入狱。但特别耐人寻味的，是黄禹锡造假案在韩国异常艰难的那个追审过程，和韩国一些民众对此案匪夷所思的态度。从案件刚刚曝出开始，就有大批人执着的不愿意相信他们的“民族骄傲”黄教授其实是个学术骗子，曝光此事的记者和其所在的媒体，第一时间就被骂声所淹没，遭遇了大量的死亡威胁，随后是来自财阀、甚至政府的施压，被长期扣上了“韩奸”、“败类”、“民族叛徒”的帽子。即便后来调查深入，揭发出来的铁证如山以后，还有很多人主张，调查应该“适可而止”，维护住黄教授在国际上为韩国争来的学术面子才是最重要的。于是他们不追问黄禹锡，而是几乎疯狂的去指责质疑黄禹锡的记者。前几年有部韩国电影叫《举报者》，讲的就是这个故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看。于是黄案从最初一个简单的学术造假问题，吵着吵着居然上升成了一个“民族荣誉问题”。最终，韩国法院在黄造假骗取学术经费铁证如山、并涉嫌欺压女研究员强行取用人体卵子的情况下，仅判处了黄有期徒刑3年，缓刑2年。大量“挺黄派”还不算晚，媒体依然暗示该案是“技术先进国对我们学术歧视和欺压”。黄禹锡在很多韩民族主义者眼中依然是响当当的“民族英雄”，是韩国科研界被世界阴谋组织有意狙击、“枪打出头鸟”的受难者或殉道者——甚至有其铁杆支持者为其自焚“伸冤”。一个简单的学术造假案，最后能被扯得这么出圈，可能这种剧情也只有在韩国这种国家才能上演。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思维影响，今天韩国学术造假、学术抄袭问题依然屡禁不止。比如今年6月，韩国首尔大学人工智能研究团队在全球顶级学术会议CVPR上展示了一项创新性研究成果。但随后就被揭发该论文实际上是一篇抄袭了学界十几篇相关论文的“拼贴作”，其中很多桥段甚至“直接照抄某些句子，一个单词都没有改变”。目前这个案子还在查，有韩国媒体担心，这又将是一起黄禹锡案。无独有偶，上个月，韩国刚刚上台的总统尹锡悦的夫人金建希，也刚刚被证实学术履历造假。经韩国警方确认，第一夫人金建希提交的简历中，有一半以上的内容均与事实情况不符，简历内的22项内容中有12项均被证实造假，其中包括其学历和获奖经历等。但特别有意思的是，韩国警方宣布，由于“特别公诉时效”已过，警方作出不移交检察机关的决定。这起之前在韩国也闹得沸沸扬扬的“第一夫人履历造假案”，居然就这么不了了之了。是的，如果说搞科研、搞学术最讲的是对真的追求，那么在韩国，有太多东西可以排在真相之前，名声、利益、权威，甚至国家荣誉、民族自豪感……在这些东西的干扰下，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科研人员能够静下心来搞研究的。这我们提示了另一种可能性——一个后发国家，在经济发展、教育普及提高、科研投入加大之后，也未必一定会如德国、日本一样迎来“诺奖井喷”。也可能如韩国一样，论文发了不少，但水出来的很多，“科研英雄”搞了一堆，但细一看都成了黄禹锡。这种事，其实“关心则乱”，有时候你越急于推出一个证明本国科研实力的“样板”，反而会产出越多的笑话。诺奖不是生产力说回到中国何时“诺奖井喷”这个话题上，我们不妨刚深入的去问一个“元问题”，对于诺奖所重点颁授的那些基础科学来说，科学家的国别身份，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在文章的开头，全文贴出了诺贝尔当年的遗嘱，目的就是让我们一同反思一下诺贝尔当年颁授这个奖的初衷。你在这份遗嘱中可以看到，诺贝尔强调的是“曾赋予全人类最大利益的人”，在文末，还特别声明了一句“在颁发这些奖金的时候对于授奖候选人的国籍丝毫不予考虑，也就是说，不管他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只要他值得，就应该授予奖金。”这里要特别提一点，其实在诺贝尔立遗嘱的19世纪末，正是欧洲民族主义最兴盛的时期，当时由富豪或各国出资设立各种名目奖励科技研究的奖项、勋章，其实是不少的。而诺贝尔奖之所以最终一枝独秀，成为世界瞩目的“科学奥林匹克”，其实就在于他这个“不考虑国籍”上——当其他奖项的目的都在鼓励本国科技研究发展时，唯独诺贝尔提出的理想是要奖励“为全人类服务的人”。所以它才特别伟大。而今天想来，诺贝尔的这个立意，其实恰恰抓住基础科学的要害。人类科技史上，一个非常反常识的现实是：越基础、越重要的科学突破，往往越不能帮助发明、发现者的所在国带来什么可立刻变现的实际利益。比如中国人发明的火药、造纸术，最后是激发了欧洲走入启蒙时代。葡萄牙恩里克王子的航海学校改良的六分仪、航海术，最终是成就了日不落的大英帝国。诺贝尔是瑞典人，但他发明的无烟火药并没有帮助他的祖国重振北方雄狮的威名，反而便宜了德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大杀四方。而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是核物理研究、导弹研究等尖端学科的绝对重镇，但爱因斯坦、奥本海默、冯布劳恩这帮人，最终都去了美国，最终在德国萌发的那些现代物理理论，帮助的是美苏这两个巨头成就了他们的霸业……越是基础学科的重大发现，就越是属于全人类的，它很难、甚至几乎不能让发现者的民族和国家专享其利——也许诺贝尔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强调“不要在乎获奖者的国籍”。由此突然想起，我曾看过不少“穿越者”改变历史的“穿越爽文”。我发现很多中国穿越小说的写作者，都喜欢让穿越者带着满肚子的现代知识回到古代，提前几百年代替牛顿、波义尔、法拉第、麦克斯韦、爱因斯坦，把现代物理化学知识全都发现出来了。但很多穿越者为了实现“天朝独大”，在攀科技树时，想一些很自作聪明的招数。比如严禁科技外泄，把自己写（抄）的那些物理化学书都当成国家机密，只让少部分高精技术人才接触，或者就算开个大学，也严禁外国留学生进入学习……总而言之，就是试图通过对穿越来的基础科学知识的垄断，来完成对敌国的碾压。但其实，懂点科学史的人，都会知道，这种想法过于一厢情愿了，科学的特点，就在于它像自然生态和经济一样，必须有一个足够大的体量才能良性循环、保持活力。比如近代启蒙运动，一定是从开大学、允许学者自由研究、自由讨论开始的。基础科学知识在整个世界内其实“液化”的可以自由流动的，即便造核弹的曼哈顿计划，真正保密的也只能是一些具体数据，对于核弹的基础原理也必然会在一定时间内曝公。便观人类历史，我们只能找到一些主动自我锁闭，一定时间内不接受先进科学文化技术的文明。而无法找到一个文明，一方面主动把自己的科技树点满，另一方面却又能让自己的科技知识毫不外泄、滴水不漏的文明。闭关锁国还能把科研搞好的瓦坎达，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真实历史中，那些试图通过把基础科学当成高度机密，只让少部分人知道的尝试，最终都破产了。比如清朝的康熙皇帝据说几何题做的很不错，对当时西方的科技知识也有比较深的涉猎。但他并没有把清朝带入科技萌发的启蒙时代，原因就在于他（像那些穿越小说主角自作聪明的一样），把科技作为一种秘密来保守，百姓甚至汉臣都不得与闻。而科技在这种闭锁的环境中一定会枯萎、窒息、并最终失传。康熙的批注的《几何原本》，为了保密，特意用满文写的……是的，科学需要社会形成共同体才能进行讨论，而越基础的科学就需要越大的共同体才能够保证其发展。所以在当代基础学科中，科学家所形成的共同体，往往遍布全世界，想搞出真正全球领先、前瞻性的研究创新，你必须立足于世界范围的共识体基础，并将自己得到的研究成果向全世界公布并加以验证和应用。比如，黄禹锡的那些克隆技术创新，如果是真实的话，那么将受惠于此的也将是全人类，而不是韩国或他所在的首尔大学。而一个国家能否从人类的科技进步中受惠，则取决于它多大程度上将自己接入这个人类共享的共同体。从新的认知进步中寻找发展的机会。个体科学家与其国籍之间的关系，一直在进一步减弱的。越是基础的科学家，就真的越是在为“造福全人类”而工作——因为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搞的这项科研，最终能否在自己的国家率先获得应用，转化为实际效能。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者，那你其实没有必要焦虑本国科学家到底拿了多少诺贝尔奖，因为能得诺奖的那些科学成果，离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还远着呢。一个国家诺奖得主多，并不一定意味着它能从这些研究中首先获得好处。确切的说，一个民族主义者，压根就不应该在乎这种奖颁给谁。而如果你是一个世界主义者，那你则更没必要诺奖得主们的国籍为何。因为就像诺贝尔说的，一个世界主义者，并不会在乎拿走他奖金的“是不是一个斯堪的纳维亚人”。而更深层次的，我相信，只有一个怀揣不计成败利钝、造福全人类梦想的学者，才能集其毕生的努力，去将全人类的进步推动一小步。而也只有那些并不那么执着于民族本位、国家本位，总是纠结、在乎科学家是否是自己的“民族英雄”的社会，才会源源不断的输出这样心怀全人类的世界级精英。于是，我们得到了一个看似十分矛盾结论：中国人何时能在诺贝尔奖上“井喷”？回答时，等到我们不再在乎这种问题时，那个日子也许就不远了。毕竟，诺贝尔在他的遗嘱里说的很明白——他要奖励的，是一心为全人类做出贡献的人。我们有多少愿意不计成败利钝追求真知，愿意矢志不渝为全人类做贡献的人？这才是真该问的那个问题。全文完本文7000字，感谢读完，喜欢请三连，多谢。

各位好，原本发在海边的西赛罗上了，想了想还是发在加图这边吧，本来想开个付费控制一下传播，但嫌麻烦，也怕想看的朋友看不到，那这篇跟大家讨个赏好了。一孔之见，但却是心血之作，愿喜欢。勉哉夫子！尔所不勉，其于尔身有戮！昨天《也许真实的纣王，就是费翔演的那个样子》一文，我们聊到了一个猜想——历史上的商纣王，可能是中国史上第一个有“大一统”之志的君主，只不过生错了时候，结果成了暴君的代名词。那今天我们就顺着这个猜想，去解另外一个疑案——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为什么殷商那么容易的就被姬周打败了？让我们回到公元前1046年2月28日，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考证，这一天今属河南新乡的牧野，一场决定之后3000年中华民族命运的决战在这里开打了。参战的一方是周武王所率领的伐商联军，据《尚书》和利簋铭文的记载，周军仅有战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即便算上庸、卢、彭、濮、蜀等同盟部族的兵力，一共也不过四万余人。而殷商帝辛那边呢？《史记》当中给了一个让后人难以置信的数字，说殷商军队有众70万人，当然也有后世学者考证，说这所谓70万人可能是17万人的讹误。但甭管是70万还是17万吧，肯定要比其对阵的四万联军多得多。那问题来了，这70万（17万），怎么就被4万多干净利落的打败了呢？所以我们同年回忆《亮剑》中，李云龙上课捣乱时说的那话是错的。他说“淮海战役，60

疫情三年之后的第一个中秋节，各位都在出游的路上吧？祝大家中秋快乐。玩得开心。重发一下去年写的旧文，怀念一下去年此事我们共同度过的那段艰难岁月。但愿人长久。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到“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他都经历了什么。我有时候常常会想，中国人的语言表达能力，是不是一步步是在退化的——比如同样表达“好死不如赖活着”、“苟住最重要”这层意思。今天的企业大佬们一开年会，只会喊一句干瘪无力的“活下去！”或学美剧说一句“凛冬将至”。但往前回溯，谢晋导演在《芙蓉镇》里的表达，可就生动形象多了：“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而再往前数，鲁迅先生所谓“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而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也有相同的感觉，只不过加上了一分孤勇者的决绝与悲壮。但鲁迅和他那一代人，表达这层在命运残酷面前的坚强时，写的依然不是最好的，相似的意思，最好的表达，其实在苏东坡那里。是的，正如去年那篇文章我曾为您解读的，“明月几时有，千里共婵娟”这千古佳句，如今是中秋节互道祝福时人们最常用句。但很少有人真正理解，这句话放在苏轼的那首水调歌头中，其实更接近“活下去”、“苟住”的自勉之意。彼时的苏轼，刚刚经历了他由盛转衰的那个大转折，从青年时的春风得意，文坛才俊、政坛新秀，到卷入王安石变法时代的新旧党争，不得不“自请外任”、离京避祸，苏轼此时的心情其实是苦闷、抑郁的。当然，作为一个生性达观的人，苏轼此时尚有能力用自己的才情消解这种抑郁。所以你看在《水调歌头》当中，写完“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句全诗情绪最低谷的话之后，苏轼马上激昂的来上了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下子将情绪提高了上去，这句话不仅仅是横向空间上对异地亲友的祝愿，更是纵向时间上对自己的，“但愿人长久”——但愿我们都能活长一些，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守得云开见月明吧！而也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在后来的流放路上，当命运的绝境，一步步向着苏轼逼来时，他的生存空间变得越来越逼仄、狭窄时。而明月，在余生中也成为了东坡居士坚持活下去的那个“心灵暗号”。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西江月·顷在黄州》从标题里你就可以看出，这是苏轼在被贬黄州时的作品。与几年前还是自请外任不同，此时“乌台诗案”已经案发，作为北宋年间唯一一次文字狱的受害者，苏轼此时的心情想一定是相当苦闷的，他做好了遭遇顿挫的准备，但没想到顿挫会来的这样急、这样猛、这样不由他分辩。所以他说，“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这时的苏轼，才四十出头，他依然有理想，有抱负，不愿相信自己的半生经营，就这样付诸东流，所以他要怜惜那“一溪风月”不想被踏碎。他甚至还等着“杜宇一声春晓”，等着命运转机的来临。然而，“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在大时代的揉搓下，苏轼的人生注定高开低走，越到后来，对他的指责就越严厉，命运给苏轼的打击接二连三，越来越将他逼向墙角、赶向蛮荒。他的生存处境越发艰难，逼仄。所以苏轼后来也就慢慢看开了，什么“杜宇一声春晓”啊？等不到了，我也不稀罕！“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赤壁赋》）——这辈子我就这样了，与清风明月相伴，你们谁也夺不走，这不好吗？但这种最常被引用的人生觉悟，其实并不是苏轼“咏月哲学”的完全态。不信？我们再看这一首。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是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苏轼被贬海南儋州三年后，遇赦北还时的作品——当要渡过琼州海峡时，苏轼的船队一度突遭狂风暴雨，然而当风雨散去，苏轼又看到了那一轮此生中一直照耀对他的明月。“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风浪过后，世道终究还是会恢复澄清与太平。可是，此时的苏东坡，与四十岁上那个心心念念的等待“杜宇一声春晓”时的他，已经不同了——他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风雨能否过去，明月几时有？那是老天爷的事，我已经管不着了，我只知道我这辈子过得也算满足，虽然半生漂泊在这蛮荒之地，但我吃了荔枝，游了山水，这游览难道不也“奇绝”到人生难有么？我不知，这算不算苏轼的一种心里安慰，此事的苏轼，已经是64岁的老人，他终于完成了与自己命运的和解。钟鼓江南岸，归来梦自惊。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雨已倾盆落，诗仍翻水成。二江争送客，木杪看桥横。这是苏轼人生中最后一年，公元1101年时他留下的作品。捎带说一句，这一年北宋的年号也非常有意思，是建中靖国元年。“建中靖国”，新上台的宋徽宗把自己对朝堂的希望都直接写到年号里去了——新党旧党，你们都别争了！我们保持平衡（建中），安安生生过几天日子（靖国）不行么？不过，甭管徽宗怎么想，被新旧党争这烂事儿蹉跎了半辈子的东坡居士，此时反而不关心这些了。你看他的诗里，再也没有“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之类的好奇，也不见“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关注。是的，不管天气如何，浮云是否遮住了望眼，苏轼都已经不care了。因为他知道“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无论世事的浮云怎样沧桑变化，有一轮明月在那里，我已知道，这还不足够吗？于是，苏轼，终于带着那样一轮照耀他一生的明月，乘风归去了。又是一年中秋，今晚，你是否要与家人一起赏月？今晚您那里的天气又可好？无论如何，我将这篇文字送给您。让我们学学苏轼，穿越千年的时光为自己的人生获得一份淡然与达观——今夜，若能月朗星稀，我们当然会说上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若是风雨来袭，却又能云开雾散，我们也不妨吟咏一声“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可即便阴云层布、望眼难穿，也无需丧气。因为“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明月几时有？其实我们也无需把酒问青天。那轮最皎洁的明月，已在你我心中升起，她将永相照耀。全文完仅以此文，作为我的读者们贺词，感谢读完，祝您和家人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最近光刻机的事儿很火，先是一批营销号说我们已经获得了技术突破，后来又是官媒亲自下场辟谣。突然很想重发一下去年这篇稿子，我总觉得，我们有时候总是太唯技术论了，技术发展这种事，有时候功夫在诗外。明明技术、资金，国家重视一帮不缺，他们为什么还是输了。1“东德的研究者们正在庆祝——他们刚刚研发了世界上最大的一款微型计算机。”这是上世纪80年代末，登载在西德报纸上的一则正经新闻报道的标题，虽然它看起来充满了黑色幽默。是的，谈到苏联及其整个华约集团的解体，世人总结的原因可能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便苏联能继续存在，但西方集团对其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全面封锁下，它也将错过整个信息时代——请想象一下，如果三十年后的今天，一个国家如果在计算机芯片等关键几个技术领域被断供、普及不了电脑、智能手机、电视还是模拟信号的，甚至因为芯片匮乏，连导弹都要省着打……这样一个国家，别说持续进行冷战对抗了，其经济也将远远被其对手甩开。而事实上，到了苏联末期，这种征兆已经开始出现了。1985年，莫斯科科学计算机中心的工程师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在上班摸鱼期间发明了著名的电子游戏——俄罗斯方块。该游戏经过匈牙利传到西方后一炮而红。几年后，日本游戏公司任天堂和另一家英国游戏商展开了对该游戏版权的争夺，任天堂紧急派代表去莫斯科与帕基特诺夫谈判，想购买该游戏的版权。可是当任天堂的谈判代表到达莫斯科后，他们吃惊的发现，与进行他们的并非帕基特诺夫本人，而是苏联安全局和商贸部的高级代表。这让本来就想来谈个游戏版权的日本人大吃一惊。而严肃的苏联官员们在谈判中提了个郑重要求：这个游戏的版权、价格的问题好说，但能不能把你们游戏机制造技术转让，或者跟我们合作办个游戏机厂，让苏联人民也能玩上他们自己发明的俄罗斯方块？这个提议看似非常合情合理，但任天堂最终还是拒绝了。原因是，当时日本刚刚在一起非常严重的对苏技术泄露事件中挨了美国的敲打。日本东芝公司将四台民用数控机床以35亿美元的高价卖给了苏联。东芝当时觉得这没什么——这些技术在日本都是民用的么，你苏联人拿去用好了。可是，这四台机床车出来的螺旋桨帮助苏联潜艇大大降低了航行中的噪音，以至于第二年，美国设在波罗的海的监听系统，就听不到苏联核潜艇从港口出航的声音了。于是美国开始了紧急调查，最终以日本和东芝公司违反了西方对苏联进行技术管制的《巴黎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协定》为由，狠狠的罚了东芝一笔，并严重警告了日本政府，威胁将给予制裁。此事之后，日本通产省紧急警告了所有日本企业，在与苏联的所有产业合作项目中都必须“万分谨慎”。眼见着东芝刚刚吃瘪，任天堂当然如履薄冰，于是干净利落的拒绝了苏联人联合办游戏机厂的提议：要加钱你们加钱好了。生产技术，我们不敢卖——哪怕就是做个游戏机。是的，到了冷战末期，苏联与西方之间的技术实力差距就达到了这种可怕的地步——哪怕西方已经普及的民用数控机床，到了苏联依然有极为重要的军工价值。哪怕是任天堂生产的家用游戏机，西方依然怕苏联把里面的芯片等元件抠下来，反向研发一下，弄个改版安到导弹上去对自己进行威胁。西方技术海洋中溅出的一滴水，对已经几乎被技术围堵困死的苏联来说，也如久旱逢甘霖般珍贵。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技术、尤其是涉及芯片制造的电子工业技术，它是一个人类二战以后才兴起的新行当，苏联既然有能力和美国进行冷战，甚至先于美国发射卫星、把加加林送上太空，为什么最终会在这项技术上被对方甩开如此大的差距呢？须知，技术封锁这种事，在之前的人类历史上从来是搞不长久的，英国人当年还想阻止美国人赶上工业化浪潮呢，最后不是也没成么？盗取英国先进纺织技术的“美国工业之父”理查德·阿克莱特美国对苏联过于成功的技术围堵，在人类科技史上，算得上是蝎子拉屎——独一份了。那么，美国人是怎么成功的？苏联人又是怎么失败的呢？梳理历史我们会发现，这关乎苏联机制中存在太多致命的bug。2说起来，美国人想在科技上对苏联的卡脖子，这本来是个伪命题——至少论电子产业，在起步之初，苏联当初是一点不虚的——甚至一度比美国领先了那么一点点。1946年的2月14日情人节，这是一个人类计算机史上开天辟地的日子。这一天，世界第一台通用计算机（埃尼阿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被组装完成。这台最初的计算机重达30吨、占地面积170平米，一共用了18000个电子管，且每分钟只能执行5000次运算，运算能力远远低于你现在手上拿的这部手机。但这台机器的耗电量相当惊人，据说它开机的时候，半个费城的居民都会知道——因为他们家里的电灯泡会同时发暗。但埃尼阿克的军用效果放在当时是非常显著的，可以让美军计算一条炮弹弹道的时间，从20多分钟缩短到30秒，还能用来计算核武器的爆炸范围。于是美国政府才愿意拨款投钱，研发这个“秘密武器”。但我们知道，在冷战初期，美英的高层知识精英大多是左派、同情苏联的，核弹技术都被偷去了，计算机的秘密当然也保不住。于是苏联高层很快就意识到了这台机器的革命性。在慈宗斯大林的亲自关怀下，苏联很快将计算机设为其重点研发的项目，全苏联两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苏联二战后在东欧的一堆卫星国，都开始憋足了劲儿向着这个方向攻坚。英美大学里同情苏联的教授们，则不停的将相关这些技术传递给他们的精神祖国苏维埃。于是，到了1950年，苏联搞出了自己的第一台通用计算机MESM，用6000个电子管，做到每分钟约3000次运算。算力稍弱，但效率比埃尼阿克高多了，而且还不容易出故障。而紧接着，抉择的难题也同时摆在了美苏面前——想要提高计算机的效率，必须抛弃笨拙的电子管，采用新的晶体管，那这个事儿要不要做呢？1947年12月，美国贝尔实验室的三名物理学家肖克利、巴丁和布拉顿，利用一块锗晶体实现了对微弱电流的放大，宣告了晶体管的诞生。9年后，这三人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但就在同一年，苏联物理学家克拉斯洛夫和其研究生苏珊娜·玛多延，也在基辅一个秘密研究所里搞了相似的实验。并在第二年发表了研究成果，此事后来还引发了那一届诺贝尔奖是否公平的争议。也就是说，在晶体管诞生之初，美苏同时摸到了晶体管计算机的门槛。由于苏联的研发人员更加集中、且得到了政府的重点拨款，甚至苏联一度领先了半个身位。但问题很快来了，苏联人在进一步的试验中发现，晶体管和后来其组成的集成电路并不是他们想要的“秘密武器”。因为当时苏联的所有军工项目研发都围绕未来设想中的“核大战”展开，而晶体管在核爆产生的电子脉冲面前几乎毫无招架之力，被永久性烧毁的可能性很大。于是苏联据此认为，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并不适合核战争，想要在核战中用上电脑，可能还是要用电子管。对幻想中核大战后的电子管计算机时代，《辐射4》的玩家应该体会深刻……1958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听取过了相关实验报告后就做了一个指示：“真空电子管在核电磁脉冲下的生存性能比晶体管要强，苏联以后不要搞晶体管，集中力量搞电子管小型化。”实事求是的讲，虽然赫鲁晓夫是乌克兰草原上放猪出身的，但在苏联领导人当中，他算是相当尊重知识分子群体的。但跟在全苏联推广种玉米一样，放弃晶体管，研究电子管小型化，这个决定并非赫式一人的独断，而是听了专家们意见的，或者说，是当时苏联大部分从事这行的科研人员的普遍共识。但问题就在于，苏联专家们达成这种普遍共识是有其私心的。因为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苏联都在利用国家力量催熟电子管产业，数十个工厂、研究所开工，成百上千的研究人员、工程师、工人指着生产这种长得很像小灯泡的玩意儿养家糊口。这个时候，你若是一个苏联科学家，坚持告诉领导“电子管已经过时了，要搞晶体管”。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科研所的同事、给你发工资的领导，以及与科研所合作的工厂的上千工人、工程师、厂长……他们都可能因为这个重要项目下马而失业、调岗。这个时候即便你知道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你敢说实话么？你肯定不敢。不是有那么句话么？如果让19世纪末伦敦大街上拉车的马来投票，那汽车这种玩意儿，压根不会产生。当时的苏联科学家-工程师共同体，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困局——电子管小型化虽然是个死胡同，但这是一个大家都能保住铁饭碗的死胡同。既然如此，那就朝着死胡同里奔呗——反正花钱的是国家。3有趣的是，“要电子管不要晶体管”这个认识，当时美国的很多官方科研人员也想坚持，毕竟心态都是一样的——但幸运的是，无论他们还是他们所能影响的美国政府，都在这件事上说了不算。谁能说了算？市场。是的，在电子工业的发展上，美国与苏联的最大区别，是苏联的研发始终是以国家力量主动推动的，而美国则是以市场为导向自由生长的。美国的消费者可不会想什么“一旦爆发核战，晶体管用不上，大家要为了跟苏联人博弈支持电子管发展”这种劳什子，他们看的就是眼前——晶体管和电子管，哪个轻便好用我用哪个呗！1954年，世界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Regency

越是弱者，“政治正确”的禁忌越多、越敏感、越主动。你强行要求苹果给你一个美国黑人都不会要求的政治正确，可不可以？可以！但这到底是挣脸还是丢脸？是彰显自信还是暴露自卑？但凡智商没归零，都能算清楚这笔账。聊一个最近挺离谱的事儿。苹果刚开了新产品发布会，然后在他们的官网上发了一个“专家一对一选购”的项目，但其中一位帮用户选苹果手表的“专家”，意外引发了部分中国网友的愤怒，因为她长这样——有网友说，苹果公司特地选这么一人专门给中国区当专家是在辱华，是对中国民族感情的骑脸输出，你看她长得丑、眯眯眼还留了一条辫子，这就是欧美白人对华裔的刻板印象，简直把人看吐了。然后这种声音迅速在网上占据了舆论主流，一堆“爱国大V”，跟风转发，什么“果粉都是奴才”之类的老套diss又甚嚣尘上了。首先说一点，我不是苹果的用户，穷，比较喜欢用便宜、性价比又高的vivo

您家没什么亲戚当官吧？好，那你伤害了我的民族感情！各位好，后台有朋友点题，让我聊两句这两天引爆舆论的锁喉女的事儿，行吧，那我就简单说两句。自从网络上流行起短视频以来，不交代前因后果的无头案就很多，前两天热传的锁喉女事件怕算是其中一个，在视频中，我们只能看到这位白衣大妈（大姐？）冲过来，一边走一边斥责近处的一位男子“说中国不行”“侮辱了所有中国人”。然后两个人就发生了口角，男子强调自己有说话的权利，女子则说你不能“侮辱中国人”。情绪激动处，这位女子一个箭步冲上前去，猿臂猛舒，一把就掐在了男子的咽喉要害处，然后，怒吼到“马上向我们道歉！”武功之卓绝，下手之狠辣，声量之宏大，都令人叹为观止。小时候看水浒传，对于什么母夜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之类的“女中豪杰”，我一直都没什么画面感，看了这段短视频，我倒是一下子确立起了印象。狰狞的怒容、粗壮的手臂，强劲的力道，“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果断。这位“锁喉女”倒是都做到了。如果视频再短一点，知道的明白她这只是在跟人吵架，不知道的还以为她也要立刻把对方揪去做了人肉包子——还是要“细细切做臊子”才能后快的那种。目前能查到的描述只有这名男子在列车上与朋友闲聊，可能是说了一些特别不正能量、或者按照时髦词汇——“伤害民族感情”的话。于是引发了这位锁喉女的“雷霆一击”。但是那人到底具体说了什么，引发该女这么大的怒气呢？我查了半天，发现居然没有人敢再复述一遍。这让看过《哈利波特》的我不禁怀疑，难道这人是念了伏地魔的名字么？当然这样“不可复述”的言语在咱历史上倒也不鲜见：比如清朝的时候大搞文字狱，大臣奉旨查办犯事儿者著述中的罪证，结案时给皇帝打报告，就不能全文引用其罪证，毕竟“同样的话，你再重复一遍，等于你也有责任”对不对？所以只能说一些“文中多癫狂悖谬之语、无父无君之论，是为臣子者不忍听、更不敢言。”皇上一看这种描述，就知道问题很严重，严重伤害了自己感情了，然后方可大笔一挥：盛世当行仁政，就从宽治他个千刀万剐、抄家灭族吧！但问题是，现代法治社会毕竟不是古代帝制王朝，理论上讲，我们不应该仅仅因为某个公民说了点什么就对他施以暴力手段。这就是为什么前段时间新版《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案（征求意见稿）中有关“伤害民族感情”的条款会引发那么大争议的原因——因为“伤害感情”这个事实在是太没个准了。退一万步讲，就算是这个修改案最终被通过了，“伤害民族感情”者要入罪受罚，具体执行也应该交给公安机关。而不应该让随便哪个路人甲、大姐大妈，上去就来一个锁喉。因为要这么“全民执法”就太没谱了，很容易引发“我觉得你伤害了我民族感情，我就能锁你喉头”的大混乱。且万一这位女中豪杰下手没个轻重，把对面的“大胆狂徒”掐出个闪失。你让司法机关怎么判？该算她见义勇为？防卫过当？还是人身伤害？这太让警察同志们难办了。再退一万步讲，如果真要论起“伤害民族感情”就值得一个锁喉，那这位“女侠”是不是该先去锁另一些更嚣张的“狂徒”的喉呢？比如最近已经开始淡出公共视野的“北极鲶鱼”？“北极鲶鱼”是个女孩的网名，今年3月份的时候账号名为“北极鲶鱼”的她在社交平台上炫富，发了大量“家里有9位数”、家人“感觉贪了”、自己“润”到了澳大利亚等言论。被质疑后，“北极鲶鱼”又发布了大量贬低国人的不当言论引起了网友激愤，那话说的，倒也真的是“多癫狂悖谬之语、无父无君之论，为臣子者不忍听、更不敢言”。但问题在于，这事儿被网友举报，并要求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对前局长钟某赐——“北极鲶鱼”的爷爷进行调查后，历时5个多月。网友却一直没等到相关调查结果。不过近日却等来了一则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函，答复函中写道：“经研究，您申请的公开信息不属于我局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信息，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所称的政府信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三项的规定，我局决定不予公开。”等了半天等了个寂寞，网友当然不算完，此事再度惹了一些波澜。于是9月14日，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相关工作人员不得不又向媒体表示，“针对‘北极鲶鱼’事件及网上流传‘不予公开’的情况，我们会登记反馈，具体处理结果将会在15个工作日进行回复。”也就是说，这事儿已经查了快半年了，没查出个结果，群众再问，有关部门就说还要再查15个工作日才能回复……这个办事效率，比该出手就出手的锁喉女是不是差了太多？而我在想，如果按照“锁喉女”一听见有人“伤害民族感情”就要上去掐人脖子的暴脾气，面对“北极鲶鱼”这样已经被实锤“伤害民族感情”的狂徒，和涉嫌一再敷衍了事、将此事拖个不了了之的相关单位，她应该怎么处理？是不是应该打个“飞的”直接去澳大利亚锁喉？或者文明点，向涉事单位不停施压，要求他们必须一查到底、绝不姑息、给被深深伤害感情的民众一个交代？可是，现实中我好像并没有看到有这样“快意恩仇”的锁喉女，义愤填膺的去锁“北极鲶鱼”或涉事单位的喉。当然我个人觉得这是好事，毕竟法治社会不鼓励滥用暴力、应该文明解决问题——可问题是，为什么面对同样涉嫌“伤害民族感情”，锁喉女们对那男的那样、对“北极鲶鱼”却这样呢？这算不算双标？思来想去，我觉得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锁喉女”们怕了，毕竟“北极鲶鱼”有她爷爷，而她爷爷供职的有关部门大小也是个衙门，她爷爷甭管是谁，大小总是个官。这就又让我想起了十年或者更久以前，那会儿一些城市曾经闹过一次反日风潮，有些“爱国者”上街到处找日本车砸，结果警察开车来维持秩序，警车上好大的一个丰田标志啊。所有人却都当没看见。所以你不要以为“锁喉女”“U型锁”们真的因为被“伤害感情”的愤怒冲昏了头脑，人家精明的很，他们“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正义铁钳或铁锤，只会对着和他们一样什么背景都没有草民而发。这样出了事儿追究起来，他们才能以“维护民族感情”的大义名分维护自己的绝对安全。而只有当自己处于绝对安全的地位，享受想掐你的脖子就掐你的脖子的权力幻觉时，这帮人才是勇敢的、高尚的、万分在乎民族感情以及一切相关正能量的。所以他们注定不会去锁北极鲶鱼的喉，更没心思追着有关部门把这种烂事查个水落石出——说到底，他们在乎的就不是被“伤害了感情”，而是“该出手就出手”时的那一小爽。都21世纪了，除了别的草民涉嫌“伤害民族感情”，他们到哪儿再去找这种说砸人家车就砸人家车，说锁别人喉就锁别人喉却不受责罚的机会呢？所以，有人担心“伤害民族感情”罪如果真入了法，人人都可能被锁喉，我觉得大可不必——你高估了“锁喉女”“U型锁”们对此事的认真程度，低估了他们的精明程度，你或你家亲戚真能弄个官方背景傍身，他们是万不敢惹你的。就怕你什么背景没有，和他们一样只是个平民百姓。那他们就真的获得了一个能合法伤害你的理由了。这就好比《水浒传》里梁山好汉号称是“替天行道”、“行侠仗义”，可母夜叉孙二娘这种把过往客商麻翻了切成肉馅做包子的勾当，真有半分“替天行道”的大义在里面吗？别扯了，就是借酒撒疯而已。而说起孙二娘的十字坡，我又想起小说里“菜园子”张青给他那夜叉浑家定的规矩——三种人不能杀，不能杀云游僧道、不能行院妓女、不能杀流配犯人。为什么要定这三不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张青不想搞“底层互害”，僧道、妓女、犯人，跟他们这开黑店的一样，都在社会的最底层，江湖人何苦为难江湖人呢？……若一定要说十字坡这对夫妇还有点什么残存的人性良知，怕也就是这了吧。但这样一聊，那位“锁喉女”和为她叫好的群体似乎就更加不堪了，因为她连十字坡这点不“底层互害”的操守都没有。在他们的“民族感情”，北极鲶鱼们可以一冲而过，只有和他们一样的平民百姓，会因为坐车闲聊时的几句话，吃上他们的一记“正义铁钳”。孙二娘那个人性，得名母夜叉。可“铁钳女”这个人性，该叫什么，我猜施耐庵就想不出来了，这已经超出了《水浒》那个古典江湖的想象能力。她的艺术形象，怕只能到鲁迅笔下的未庄去找了。可能，从且仅从那时起，有些人的“民族感情”，就只在“底层互害”时才会被伤害。全文完本文3000字，感谢读完，为文不易，喜欢请三连加关注，多谢。

模糊的语词，是毁坏法律严谨性的特洛伊木马，不要让我们来之不易的的稳定与秩序溃于蚁穴。昨天，《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的部分条款，在国内互联网上刷屏了。其中尤以新草案中第34条第二、三款的若干规定引发的争议尤为巨大。因为该条规定：第三十四条

各位好，今天周末，突然犯懒，不想写文了，发篇自己还算颇为满意的旧作，祝周末愉快。有一种必然名叫制度，皇上也改变不了。各位好，这两天兴意阑珊，看不进去比较硬的书，就捡起了一个多年前的爱好——在网上寻一些历史穿越的爽文来看。问了些朋友又挑了几本之后，我挑了一本叫《绍宋》的网文。昨晚上一连追了几十章，一口气读到天亮，感觉真挺不错的。我自认为读书还比较挑口，尤其是穿越网文，很多网文作者笔力不足，情节描写、人物性格设计都特别让人跳戏，感觉就是一帮现代人在强行演古代故事，这种网文我一般都是第一章都读不过去的。而这本《绍宋》这方面在我看来就还属中上成之作——至少没有那么强烈出戏感。另外，小说没有落入一般穿越爽文最容易陷入的那个俗套，（仅就我目前追到这部分来看）故事的主人公不是带着现代科技的金手指穿越回去的。没有出现主角虎躯一震一开挂，搞出一堆发明创造，让十二世纪的中国狂点科技树、闹工业革命，然后大宋机械化步兵拿着来复枪甚至加特林机枪扫射女真骑兵的魔幻剧情——就像我之前文章一再强调，我始终觉得，近代科学的诞生是一个系统演进的过程，不具备基础科学知识以及科学环境的古代社会，想靠一个人穿越回去，就能帮着点开科技树，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更难得的是，作为一本以两宋之间为历史背景的架空小说，《绍宋》对战争的描写让人看的十分过瘾。对于一部穿越文来说，我觉得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毕竟，穿越文么，读还不就是为了图个爽？金戈铁马、荡气回肠、驱除鞑虏、还我河山，身为从小读《说岳全传》的中国人，还有什么家国梦比这个更爽呢？不过，看这本小说也让我产生了一点疑问——如果脱去爽文的YY，以史学视角严肃考虑，小说的那个大故事框架能不能成立呢？《绍宋》这本小说虚构了一个故事：一个现代大学生意外落水，结果灵魂穿越到了被后世称为宋高宗的赵构身上，刚刚经历靖康之难、登基称帝的赵构，正在带领一班群臣南逃的路上。而被魂穿之后，主角上身的宋高宗立刻就不逃跑了，斥退奸佞、选贤举能，任用李纲、宗泽、韩世忠、岳飞等一班忠臣良将，一改宋代重文抑武之风气，以现代人文主义关怀去体恤民情，更因为开了现代人的金手指，而对金国的目标、行动以及内部矛盾洞若观火……总之，故事提供的这样一种假设——假如宋高宗不是个怂蛋、昏君，而成了明主，比如能力、气量、见识都堪比李世民那种，那能不能逆转两宋之间的颓势，不让宋朝败的那么窝囊，甚至直捣黄龙呢？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很有可能的。因为读宋史我们都隐约有一种感觉，好像两宋之间的局势并没有那么差，岳飞、韩世忠这样的大将确实是很能打的，沦陷区更有数百万遗民父老等待光复，民气可用，而且对手金国腐败的相当之迅速，完颜兀术之后基本就没什么能打的名将了。如果不是赵构、秦桧这样的昏君奸臣组合拖后腿，宋朝凭什么不可能翻盘呢？但这只是我们在读《说岳全传》这样的小说、或初读历史时的那种直观感觉。如果你肯看的再深一层，理解中国古代帝制王朝的某些深层逻辑，你就会知道，两宋之间的那种溃败，其实有一些必然性。中国古代帝制历史上，存在一个难解的大BUG——东亚相对封闭的地缘环境，导致了我们的国家只要还停留在农业社会阶段，可耕种的土地，其实就也就是历代大一统王朝控制的那一部分，换而言之经济蛋糕一共就那么大。而我们的祖先又选择了秦式帝制这样一种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模式，每个王朝发展到后期，权力不受限制的皇权以及依附于其上的宗室、官僚、贵族一定会利用权力在蛋糕上切走越来越大的部分。这个进程注定是无法依靠一两个明君或清官阻止的。可受地缘限制，基于农业的经济蛋糕又有限。于是二者之间的矛盾迟早会达到一个燃爆点，最终颠覆整个王朝，而在经历乱世之后，每个新王朝重新获得稳定、迎来“治世”的秘诀其实又高度单一——杀人。也就是用杀人的方式来对既有财产占据者完成“暴力清零”。对百姓来讲，这叫“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对贵族精英来说，则是“天街踏尽公卿骨”。等人死的差不多了，旧体系就被打破了，作为农业生产最重要资源的土地就可以顺畅的进行再分配，老百姓又可以通过“授田”等制度得到足够糊口的田地了，等待新朝的权贵们重新开始滚雪球，直到再次突破那个临界点。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几乎是古代中国特有的“治乱循环”现象的真相。但这个规律中，有两个朝代（特别倒霉）的成为了例外，那就是两晋和两。晋朝和宋朝的共同特点，用传统史学的话来说，就是其君主“得国不正”，司马炎受禅登基、赵匡胤陈桥兵变，与其他王朝大多是君主带着功臣们在疆场上一刀一枪把江山打下来的不同。晋和宋两代的朝代更迭，其实都是一个统治集团内部通过宫廷阴谋完成的一种权力调整。如果按照古希腊对权力体系的区分方法，它们都属于最典型的“僭主政治”。而僭主政治一个最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僭主本人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需要在统治阶层内部进行“赎买”。说白了就是给好处，让说得上话的人都念你的好，这样才不会有人总去想你是受禅登基或陈桥兵变的事儿。所以晋代宠溺士族、宋代厚养士大夫，这两个决策的原因其实是一样的。晋、宋这两个朝代无法像其他朝代一样在自己的统治集团内部做减法，逼迫精英们吐出嘴里的财产匀给百姓，相反，还要想方设法给精英们“喂饭”，好堵住天下的悠悠之口。可这样一来，社会矛盾就会变得非常之尖锐了。所以我们看到，与一般大一统王朝不同，晋宋这两个朝代并不存在一个乱世之后矛盾缓和平稳期，失地农民、内迁胡人等社会底层，几乎在王朝建立之出，就一直出于一点就炸的边缘状态。因为这两个王朝在建立之初，土地分配状态就类似于其他王朝终末期的水平。西晋从八王之乱到五胡乱华的事儿，咱就不提了，就说宋朝吧，北宋和南宋加一起一共只有319年，可你知道期间的农民起义到底爆发了多少次吗？答案是，仅见于史料的就有434次！是的，434此，平均每年发生1.4次。且分布的还相对均匀，可以说，整个宋王朝，就是与内部的农民起义相始终的。相比于边境上的辽人、金人、蒙古人。《水浒传》里宋江那样的“好汉”始终才是赵宋官家们的始终最头疼的心腹大患。可是你是否又会觉得非常奇怪？宋代闹了那么多次农民起义，可最终却没有亡于农民起义。恰恰相反。北宋和南宋灭亡的两个时期，反而是宋代农民起义爆发最为稀少的时期，好像“好汉们”和大宋官军真的有一种默契，一旦少数民族政权打上门，咱内部就不打了。那这个怪现象究竟该作何解释呢？其实答案就藏在《水浒传》这样的小说里。在小说《水浒传》中，宋江这伙人从扯杆子造反打家劫舍，到受招安成为官军，转而为朝廷卖命，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丝滑的。没有人真的提出什么太大的异议，李逵等人所谓的“诏甚鸟安”顶多也就是替大哥在朝廷面前傲娇一下，装个高冷，提高一下要价。而像央视版电视剧《水浒传》改编中，林冲在受招安时就被气死了，其实这个剧情小说里压根是没有。在小说里，宋江在受招安时说的很明白，“愿去者自去，并不强留”，可是百单八将最后全留下来了，山寨里的小喽啰也就走了个零头而已。这里面的隐含意思，就是大伙其实都愿意接受诏安，甚至本来扯旗子造反，就是冲着“受招安”去的。读过真实历史后你会发现，这个现象，绝对不是小说作者为了“忠义”而进行的洗白虚构。而高度符合宋代的历史史实——甚至可以说，水浒传其他可能都是演义、戏说，但就这一点是真的。宋代的农民起义，真像方腊那样认认真真的造反，最后搞的自己要当皇帝的，真的属于极个别的个案。大多数“农民起义”都搞的极不认真。他们都跟小说中写的宋江这伙人一样，从起事之初，“就存了个报效朝廷的心思”。当社会上的失地农民、闲散无赖、落魄精英积聚到一定数量，他们就会攒其伙来、啸聚为盗。而这些当时被称为“贼寇”后来被称为“起义”的武装力量，共同的最终目标往往就是被朝廷所诏安。所以，宋代有个很奇特的特点，那就是“义军领袖”往往不会像其他朝代的一样，自称什么“皇帝”“天师”“天下都知兵马大元帅”之类的吓人名号——那样将来跟朝廷谈判就没余地了。好比说，你起事时先把牛吹出去了，说自己是什么“齐天大圣”。然后朝廷诏安诏书下来一看，就封你当了个弼马温……那你就算不是猴，你面子上也挂不住，对不对？嘚！说谁呢你！宋代的义军领袖。多跟历史上的宋江一样，自称个什么“保义郎”之类的。保义郎是什么？其实就是宋军中一级武官的称号而已。也就是说，宋江这个样的宋代土匪闹事儿，那是跟朝廷明码标价的——你满足了我的这个编制需求，我就接受诏安！很高效吧？也是因为这个道理，就像《水浒传》小说中多次暗示的，除去真正跟山寨结仇的情况，宋代“义军”跟朝廷打的，多半也都是“样子仗”，一伙人打到州县门口，鼓噪一下，把县太爷吓唬一番，让他赶紧写奏章，告知朝廷辖区有这么一伙儿“心存报效”的“好汉爷”，也就完了。就算真的遇上官军要打，他们也多半会选择其实在真实战争中并不常见的武将单挑，为的就是将双方伤亡降低到最小的限度，以便日后成了同事，不伤和气。是的，宋代的“农民起义”其实大多是一种走通无路的底层民众向朝廷讨要“活命本”的一种手段。而宋朝也乐于通过诏安、赎买、将起义军变为“体制内”官军的方式，消弭这种矛盾。所以为什么宋代“冗兵冗官”的问题始终无法解决？原因就在这里。冗官，是因为宋代的“得国不正”让“赵宋官家”必须通过厚养士大夫的方式赎买他们这些地主精英的政治同意。而纵容地主的超限度扩张，制造的大量失地破产农民，又迫使朝廷必须不断诏安大量的“贼寇”，内化到自己的军事体制中，于是又有了“冗兵”的问题。那么养这些人的钱从哪儿来呢？回答是商业。从商鞅时代开始，古代皇权一直以其出奇的敏锐将商业资本视为帝国的最大敌人，并进行严厉制约。但宋代因为其空前的财政压力，不得不执行“放水养鱼”的政策，通过许可商人经商收税的方式，维持其财政。这样，宋代将传统农业的蛋糕分给政治精英士大夫，换取他们的支持，通过放开商业许可，换取商人们的供养，再用商业的获利诏安、供养被排挤出来的失业、破产农民，以维持稳定。整个宋朝的国家系统，就这么转起来了，两宋三百年，在稳定度上看比两晋要好很多，原因就在于它的这套系统整体上还是成功、可以为继的。但这也留下了一个严重的隐患——宋朝的军队系统，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保卫这个王朝的武装力量，而是它花钱赎买并内化进入体制内的不稳定因素。盗匪们接受诏安、失地农民们被迫参军，归根结底只是为了寻求一个活路而已。所以宋代的军队虽然名为雇佣兵，但与中世纪欧洲雇佣兵往往是高素质、高战力的代名词不同。宋军的士气在很多历史场景下低下的令人咋舌。哪怕是在最精锐、常年参与对西夏作战的西军之中，弩手们临战每射一箭还要赶紧现发赏银才能维持士气。每遇大战，如果军队不能及时拿到封赏，轻则士气低下、重则直接哗变，这样的事情从宋初开始一直闹到宋末，数不清出了多少次。而士大夫们也相应的非常看不起武人，认为他们都“无德”甚至是“丘八”，这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从本质上说，宋代的军队，并不是朝廷的依仗，而是被朝廷内化的敌人，是被养起来不做乱的“乱民”。而用这种眼光，你再去看两宋之交赵构为首的南宋小朝廷的很多选择，也就可以理解了。在逃亡过程中，历史上真实的赵构相比于怕金兵，其实更怕的是护卫他的那些宋军。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发生的苗刘兵变已经把赵构吓破胆了，在此以后，赵构和他的军队之间根本无法建立基本的信任。比如，他刚登基那几年，东京开封城其实还在宋朝的手中，东京留守、主战派的宗泽上表跟他说东京现在有“百万可用之兵”，只要陛下肯回鸾，臣立马带着大军过河击破女真云云。但赵构听到这个消息的反映，是“悚然”。很多学者认为赵构这里是在忌惮宗泽的兵多，我觉得恰恰不是的。宗泽是个文臣，宋朝皇帝是不怕文臣掌兵的。赵构想到的是，宗泽说的那一百万大军，并不是誓死忠于他的军队，而是一百万需要被朝廷招抚、等着填饱肚子的嘴。靖康之变后，中原糜烂，大量老百姓在走投无路之下只能揭竿而起，由于不堪忍受金人欺凌，他们当然会打出抗金的宋军旗号。于是才有了宗泽所言的那么大的声势。可是如果皇上真的来了，又不能按照宋朝的惯例给这些“勤王军”、“义军”以封赏、供养，那会发生什么？这些士兵调转枪头，就会成为胁迫甚至杀死他的“乱军”。所以两宋之交的中国北方，实际上发生的是一场金人入侵掩盖下的农民大起义。金国决策层在这一点上是非常精明的，他们抓着“二圣”一北狩，“中原失主”，全国一下子冒出了成百上千个宋江。面对百万带着大宋旗号、等待朝廷出钱诏安的“宋头领”们，赵构意识到自己没有资本再像其祖辈们一样对这支队伍完成“并购”了。因为宋朝这家“公司”在当时已经破产了，他的朝廷来不及重建财政用其所熟悉的那套方式赎买这么多军队的效忠。资产不足，于是赵老板做的只能是进行“业务收缩”，躲到江南去重建自己的系统。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人想过另搞一套。比如名将、民族大英雄岳飞。岳飞的岳家军的确堪称乱世中的一股清流。这只军队不是靠朝廷的封赏和劫掠驱动的，岳家军被要求“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岳飞则告诉自己和同僚，只要“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惜死”，国家就还有救。我看过有考证认为，岳飞组建这支岳家军，应该是受了辽国末年郭药师组建的“怨军”的启发。岳家军激励其士兵的主要动力，并不是靠金钱，而是号召他们打回故乡去，为受辱的妻儿老小报仇雪恨。对金人的国仇家恨和保卫妻儿老小的共识，是这支军队奋战的主要动力。从这方面讲，岳家军的体系，不是宋朝所熟悉的那种以金钱为驱动的“雇佣军”系统，反而接近古罗马早期或民族主义兴起之后那种以共同信念、志向感召士兵战死沙场的“公民兵”体系。所以其战斗力在冷兵器时代的超强的。但也正因如此，岳飞和他的岳家军才会为宋高宗所无法容忍，因为“公民兵”这种体系他天然是含有反皇权的属性。对岳家军的士兵们来讲，如果他们的岳大帅能够实践自己的诺言，光复河山甚至直捣黄龙，那么还要坐在临安城里的那位皇上有什么用呢？站在赵构的角度，他显然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岳飞成为中国版的凯撒大帝。相似的问题，东晋时的祖逖北伐、桓温北伐、南北朝的陈庆之北伐都出现过——偏安的南方王朝不是没有出现过有志收复故土的猛人，可是出了这样的人，对王朝的威胁其实更大。而当这个问题在南宋再次出现时，敏锐的宋高宗立刻就把这个他的皇权体系中无法容纳的冗余清除掉了。赵构确实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否则他也不可能笼住两宋之间那样的乱局——你看相似的情况，南明不就没笼住么。而史载，在岳飞刚被杀的时候，朝堂上的士大夫其实没人给他喊冤——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帝制系统必须作出的操作。是的，复盘历史你会发现，两宋之交宋高宗赵构的那些选择，看似是出于他作为一个“胆小鬼”的自由意志，但实则是一种历史逻辑经过百年、千年的发展走到最后的必然。历史上真实的赵构，面临的是这样一个窘境——宗泽所说的“百万大军”，他没有足够的赏银收买，而岳飞的岳家军，他的赏银又使不上。他的列祖列宗给他留下的这套“祖宗之法”体系，其内部根本就无法兼容一个战斗力足够与金人抗衡的强军。想要抗金，他就必须推翻这一整套体系，但他能做到么？真做到了，宋朝还是宋朝，古代中国帝制还是帝制么？赵构不是华盛顿，他也不想做华盛顿，如果他想做的是华盛顿，那么当初拥戴他的人，就不会让他当皇上了。于是他能做的只能是跑，跑到一个他所继承的这套系统依然能兜得住的地方，“临安”起来。这，应该才是历史的真实。是的，读两宋之间这段悲惨历史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中国人都会有一种心情，这种心情姑且可以称之为“望君成龙”——大家都觉得，赵构！你当这个皇帝能不能特么的硬气点啊？像个爷们一样行吧？一手好牌被你打这么烂！服了。于是像《绍宋》这样的穿越文，就会喜欢穿越到赵构身上，畅想自己成了他，绝对不怎样怎样，一定会怎样怎样。可是，我们常常忽略了，其实历史上的赵构这个人，在刚一亮相时，本来就是个穿越爽文的男主模样。他出身高贵、身姿挺拔、能开一石五斗的强弓、写一手好字，还敢在众兄弟怯懦时出使金营——不夸张的说，这就是一个允文允武还胆色过人的爽文男主形象。可是，就这么一个人，最后却在命运的捉弄下，成了那么一个形象，无论心理还是生理上都被吓痿了，只能一遍遍跟北方异族上表乞怜“臣构言”……这让我想起了那个论断：古代中国的皇权帝制，是一种对这套体系中所有人的人格扭曲，而这种扭曲，首先会发生在皇帝本人身上。所以，我想《绍宋》这种穿越爽文，虽然爽则爽矣。但注定是不可能发生的。即便一个现代人穿越到赵构的身上，做的也未必能比历史上真实的他好多少。这又让我想起多年前看过的一本名字和他很像的小说，叫《新宋》。那本小说的主人公也是穿越，穿越到了王安石变法时代，刚开始时狂开金手指、办大学、出报纸、发展科技，一路开挂。可是越到后来，你越明显的能感觉到作者写的兴意阑珊，最终草草收尾——我觉得，这正是因为那本书的作者是历史学出身，把穿越爽文写的太认真了。作者真的是把穿越后能做的每一步，都进行了严肃的可行性思考。可是思考后他发现，宋代（或者说整个古代中国帝制王朝）的问题，其实不在技术上、不在科学上、甚至不在思想上，而是一整套社会体系形成一种强大合力。在这种合力下，任何穿越者的“开挂”造成的变动，最终都会发生“塌缩”，最终时间轴收束，该怎样，还是怎样。在那套逻辑下，历史那样发生了，也注定只能那样发生。全文完本文7000字，感谢读完，喜欢请三连，多谢。

我没办法说服你别去抢盐。这两天，受日本核排污事件的影响，国内多地出现一股抢盐风潮，有好多朋友后台私信让我

这事儿意料之中里透着邪气。大家应该都知道了，普里戈金死了，我们简单聊聊这事儿。正式开讲之前，我想起一个历史段子，说后来终结战国乱世的德川家康，刚刚执掌三河地的时候，其境内僧人觉得他年少可欺，于是扯旗子造反，可反造到一半，发现这小子不太好打。就派人跟德川家康谈判，说咱能不能就算了，就当一切事从来没发生过，只要你赦免我们，并尊重我们的寺产，我们就投降，回寺院继续打坐念佛。德川家康说：可以啊，“我向神明起誓，会让三河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僧人一听很开心。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不就是我们寺院继续占很多地么！行，那我们投降了！结果投降后不久，德川家康就翻脸不认人了，派兵突然袭击之前造反的僧院，把造反的僧人全杀了，并没收了其田产。“我说让三河地区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对啊，三河地区本来没这么多僧院，没这么多僧人占据的田产啊！我现在把它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了，很守信用吧！”德川家康如是说。这个段子启示了我们两件事：第一，造反不彻底，不如彻底不造反。至少在东方式的宫廷权谋当中，对于已经刺刀见红的双方来说，无论对方是学德川家康向着神明起誓，还是学司马懿指着洛水发誓，你都别信，脸皮已经撕破，对方是不可能饶你一命的。一旦你造了反，就千万别学三河僧人或者三国曹爽，想什么“我不起兵，情愿弃官，但为富家翁足矣！”这种后路是没有的。第二，一旦一方冒了这个傻泡，放下武器，请求特赦。优势方想弄死他可以有一万种理由，且最好明正典刑。枪在手，跟你走。想耍赖毁约你可以公开耍，不要搞暗杀，这样反而更有威慑效果。你看德川家康就是这样么，搞个“起誓的最终解释权归我所有”就结了，还能震慑其他人不要效仿。或者更无赖一点，学习司马懿对曹爽的智慧，派兵把你宅子一围，搞点深入调查——我当初指着洛水发誓，只是宽恕咱俩之间的私怨，但我现在查出你要谋反，谋害皇上！这就怪不得我了。来人啊，与我夷灭了大将军的三族，以儆效尤！诚实守信司马仲达，一诺千金德川家康——古来所谓帝王想耍赖，从来都这么理直气壮。但以这两个条件去卡普里戈津之死，你会发现这事儿比较诡异：他的死，符合第一定律，却不符合第二定律。当地时间8月23日，在乘坐私人飞机从莫斯科去往圣彼得堡的路上，瓦格纳集团创始人普里戈金遭遇袭击、坠机身亡，同机乘坐的还有瓦格纳的其他高层，这支雇佣兵的首脑这一波看来是被一锅端了。事发第一时间，国内有些俄粉还在脑洞大开，说这是不是美国或者乌克兰“挑拨离间”下的黑手。实际上稍有军事常识你就知道，始发地是在俄罗斯纵深的领空、领土，美乌的中远程导弹要是在这个距离上打高速移动的目标要是有这个准头，它想袭击的首要目标肯定不会是普里戈金，打个别的谁谁战争可能早就结束了。派CIA什么的渗透之类的说法也同理，俄罗斯要是真被西方这么渗透成了筛子，在纵深国土里想杀谁杀谁，那还打什么仗啊。所以不管是谁，下面扣扳机、摁电钮那一位一定说的是俄语，这是没跑的。但这样说，是否就一定意味着此次普里戈金的遇刺一定是俄总统亲自下的命令呢？我觉得这倒也未必。前文说了，搞这种食言杀降的事情，要么你就不干，要干你就要干的明正典刑，反正对方的命运已经捏在你手里，索性干脆逮捕起来，说现在查明你罪名有一二三四条，虽然当初给你免死金牌、说好了既往不咎。但我现在发现你小子实在是怙恶不悛。所以不能怪我秋后算账，实在是给你机会，你自己不中用啊！……你看，如果整个俄罗斯还接受大帝的如臂使指，搞个电视声明，这么叭叭叭一聊，普里戈金的案子还愁办不成铁案么？他完全不用偷偷摸摸的搞什么坠亡。军事法庭比地对空导弹更有以惩效尤的教育意义。可是这样“明正典刑”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想这样做的强人必须对整个俄罗斯如臂使指。因为从逮捕、审判、举证到定罪，需要牵扯到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一个环节出了纰漏，这个秋后算账就搞不成了，弄不好激起不满还会反噬自身。所以你用心观察一样，会发现历史上也就只有司马懿、德川家康那样对其统治集团掌握绝对控制的强人才能搞这一套“阳谋”，君主的权威衰弱一点，都可能出乱子。就普京而言，对俄罗斯，他当然曾经是有如此的掌控力的。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俄乌开战之前，且真的是普京授意这样做，普里戈金绝对会被明正典刑的秋后算账——你看当年那几个敢跟总统拍桌子硬刚的经济寡头，下场都是这种。上法庭定你个罪，人家一句话的事儿。但如今，普里戈金遭遇的不是一场审判，而是一次暗杀。那么可能性就有两种了——要么这件事确实是总统亲自下的命令，这将证明他对俄罗斯的掌控力已经下降了，没有力量、更没有信心操控整套系统编织一个更完美的捕捉普里戈金的罗网。亦或者，这件事就压根不是普京授意做的，而来自于政权内部某个分支势力的独断暴走，比如俄罗斯军方，在我看来，这种可能性也许是更大的。普里戈金与国防部长绍伊古和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的不睦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俄乌开战尤其是今年以来，普里戈金通过社交媒体公开批判俄国防部的无能已经有过很多次了，两个月前瓦格纳集团发动“兵谏”，最终获得平息时普里戈金的安抚其部众的一个借口，就是“清君侧”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总统许诺会撤换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等人。可是从6月23日到8月23日，整整两个月过去了，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并没有被撤换，反倒是普里戈金自己殒命。这就让人怀疑，可能俄高层对这两个人不是不想换，而是换不动了。受其控制的俄军方有非常强烈的动机让明显针对他们的普里戈金永远闭嘴。其实，从“普京的厨师”到瓦格纳雇佣兵集团的老板，普里戈金这一路升迁的栽培者就是普京本人。普京培养这支雇佣兵集团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其成为自己的“私兵”，用以制衡可能因为战争而做大，最终尾大不掉的俄罗斯国防部。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便普里戈金这个人已经不能用了，如果普京自己说了算、且想的明白，他也不太应该给自己这位“昔日故交”搞这么惨一个下场——离了普老板，制衡国防部的这个活儿，还得继续有人干啊！前任“狡兔未死，猎狗已烹”，死的这么不明不白，以后谁还敢接替他的位置，继续跟俄国防部叫板，给总统的“制衡”留下空间呢？所以，我觉得俄罗斯国防部独断暴走，干掉普里戈金可能性或许更大一些。军方不控制媒体和法院，真上了法庭怎么判他们说了不算，但你飞机飞在天上，发一两颗导弹人家是说了算的。干掉普里戈金和整个瓦格纳高层之后，这支私兵集团彻底失势。普里戈金下场这么惨，以后也很难再有人敢接替他充当总统制衡军方的“白手套”。这个行动，对且只对俄军方高层是最有利的。其实俄乌战争打了一年多，俄军的指挥不力是有目共睹的，就像普里戈金一再喷的，这个时候还不撤换国防部长、总参谋长等军方高层，本身就是一件特别匪夷所思的事。战事不利的这口锅，总要有高层来背。国防部长不承担，总参谋长不承担，那就只有总统自己来承担。普京如果能换的动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他早应该动手了。迟迟不动，甚至瓦格纳“清君侧”之后依然不动，也许真的是换不动了吧。综上所述，普里戈金的横死，如果是俄总统自己下的命令，那说明他对自己对这个国家的掌控力已经产生怀疑了。如果军方或其他分支势力的“独断暴走”，那则说明这种掌控力在事实上已经消失了。所以无论下黑手的是谁，俄罗斯政权在统治上的失能与分裂，已经在这场突发事件中暴露无遗。而随着普里戈金的横死，这种内部的失能和分裂正在走向公开化，它将引发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一百年前，一战的泥潭中，在沙俄权倾一时的宠臣、妖僧拉斯普琴遇刺，死的不明不白，好多人传言说是沙皇尼古拉一世授意干的，后来证明不是，尼古拉一世如果还有这个权威，他完全可以更光明正大的处置妖僧。事情的真相，就是沙皇权威下降之后贵族们的一次独断暴走。列宁说：最坚固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克。一百年后，这个规律可能依然有效。大戏刚刚开场。全文完本文3000字，发在加图上了，喜欢请三连加关注，多谢。

“括弧，不要卢布。”聊两句俄乌战争吧。战争打到现在，其实很有那么点一战堑壕战的感觉，受瓦格纳叛乱牵连，消失许久的俄军前线副总指挥苏洛维金，在乌东留下了至少四条纵深防御线，乌克兰上月起的反攻非常艰苦的只打到了第二层，战果虽然不像国内挺俄派说的那么微乎其微，但想逼着俄军实现去年哈尔科夫那样的大规模“友善撤退”，确实还有相当的距离。不仅地面战场突破不大，俄乌之间的空袭也更多是彼此示威性质的，8月19日，俄军发射一枚伊斯坎德尔-M弹道导弹，袭击了乌克兰北部、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切尔尼戈夫市中心一座大型影剧院，当场造成7人死亡，其中有一名儿童，144人受伤送医，联合国立刻严厉谴责俄罗斯对平民的袭击是“令人发指”的。而作为报复，乌克兰自本周起加大了对俄罗斯境内目标的无人机空袭密度，当地时间23日，莫斯科国际商务中心区域传出多个爆炸声，莫斯科若干机场暂时关闭，暂停航班起降。由于俄罗斯目前的情报是相对不透明的，我们其实不清楚目前乌克兰空袭对俄罗斯打击到底有多大，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无论是俄罗斯的导弹还是乌克兰的无人机，他们空袭力度都不可能达到像美军那样仅通过“外科手术式打击”就迫使对方议和的地步。目前双方看似你来我往的空袭战，其实更多是一种“心理施压”，以民用目标的损失乃至伤亡迫使对方民众感到战争的存在。尝试逼迫对方让步议和。而目前我们看不到这种尝试有实现的可能性——乌克兰那边，由于打的是一场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民意不可能因为区区几个导弹就发生转向。而俄罗斯方面，通过上个月对瓦格纳雇佣兵集团头目普里戈金和前“民族英雄”、现军事网红斯特列科夫的双向肃清，俄罗斯民间目前通过批评俄军前线作战不利，发泄对这场战争不满的这最后一个“排污口”也被堵住了。俄罗斯目前至少在网络上出现了开战以来难得的沉默，就剩梅德韦杰夫这样的建制派在喊支持“把这场战争打几十年了”。当然，不在沉默中毁灭，就在沉默中爆发，这种万籁俱寂，对克里姆林宫到底是不是好事，我们还有待观察。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迫使对方服从我方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暴力是一种手段，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才是目的，使对方丧失抵抗能力是战争行为的直接目标。”而目前的俄乌战局确实很像一战时的堑壕战，双方现在在拼耐力、拼消耗、拼到底是一方保家卫国的意志还是另一方的侵略意志能够战胜并强加给对方。而在这种残酷的互相“放血”中，有一件事的悄然变化，可能会最终左右战局的走向，那就是卢布似乎有点挺不住了，俄罗斯可能真要没钱了。今年以来，俄罗斯卢布大幅贬值约25%，成为今年全球表现最差的三个新兴市场货币之一。8月14日，卢布兑美元汇率一度跌破1:100关口，跌至2022年3月以来的最低点。8月15日，俄罗斯央行宣布召开紧急利率会议，宣布紧急加息。把利率从8.5%上调至12%。这意味着你现在在俄罗斯银行存钱，能够拿到在大多数国家做风险投资都未必拥有的12%的高息。决定公布后卢布汇率涨回来一点，但很快又跌回去了，这证明利率这项工具现在对卢布已经接近失效了。“卢布保卫战”的形势变得更加凶险。俄罗斯“卢布保卫战”这个事儿，曾经是不少俄粉拿来吹嘘大帝威武的光辉战绩，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卢布就一直随着俄罗斯的经济一起贬值。在俄乌开打之前，俄罗斯卢布与美元的汇率差不多是70左右比1，而开打之后，国际社会恐慌性的抛售，让汇率一度跌到150比1，当时西方主流媒体都在报道俄罗斯经济很快就将全面崩溃，结果俄罗斯方面一顿操作猛如虎，把汇率提到50比1，直接稳住了俄罗斯的经济局面。受卢布升值的影响，俄罗斯的GDP总值甚至在2022年超过德国，成为欧洲第一大经济体。于是就有了所谓俄罗斯“越打越有钱”的说法，甚至产生了目前我听到过的最奇葩的一种“大帝英明论”，既认为普京将俄乌战争拖入持久战是故意的，就是为了制造能源恐慌，推高油价，来收割欧洲的羊毛。由此又引发了一种猜想说俄军拿下乌克兰“非不能也，实不为也”等等。把这些科幻小说式的畅享放在一边不谈，俄罗斯经济在去年“垂死病中惊坐起”的原因其实没有那么神秘。无非是由于普京在去年紧急颁布的“能源-卢布强制结算令”。作为常年俄罗斯出口贸易总额50%的硬通货，石油和天然气一直是普京左右俄罗斯经济的一张牌。本世纪初的头十年，普京利用当时欧元初出茅庐，急于获得与美元掰掰腕子的心态，与德国为首的欧洲主要国家签订了对俄罗斯极为有利的能源出口换汇协议。这一揽子协议所确立的俄欧经济模式，是俄罗斯向欧盟出口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欧洲各国用欧元给俄方付账，俄方用换得的这部分外汇在欧洲市场上进口国内所需要的工业或民用产品，到国内市场上销售以保障卢布的币值稳定。看清楚了没？这是一个石油、天然气绑定欧元、欧元绑定进口商品、商品最终绑定卢布的链条。俄罗斯构建这个链条的好处，是可以借此脱离出上世纪80年代以后间接导致苏联解体，并在解体后依然长期对俄经济剪羊毛的“石油-美元”体系。也就是以后俄罗斯做能源出口生意不需要再看美联储脸色了，只要自家油田还呼呼的冒石油和天然气，国际油价还维持在高位，俄罗斯经济就跨不到哪里去。同时这个体系，也通过变相给俄老百姓发福利，稳住了俄罗斯当局的民意基本盘。俄罗斯央行的汇率水平一直都是极高的，在俄罗斯银行存钱，至少在账面上，利率水平堪比在其他国家做投资，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奇迹”。按说一般国家维持这种高利率政策，会极大的损害民间投资意愿，并导致货币超发、通货膨胀等一系列恶果。但俄罗斯过去不怕这一点，因为只要能源价格足够坚挺，换来的外汇和商品足够多，其政府就可以调解、稀释超发的卢布的购买力。国内市场上不会出现物资供不应求，卢布不值钱的问题。相反，民众可以从储蓄高利率得到足够的“分红”。俄罗斯就是通过这一招像沙特一样赎买民众对当局的支持的。这一招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还曾救了俄罗斯，我记得当时中国有不少人托在俄的朋友帮自己买平板电脑、名牌手表、包包等商品。原因就是那一次虽然卢布恐慌性贬值，但其国内却并没有出现进口产品稀缺、物资供不应求的内部通胀。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很多民用产品都依赖进口的国家。能达成这个奇迹的原因，就在于它能源绑外汇、外汇绑进口商品、进口商品再给卢布撑腰的手法。在这个链条中，俄罗斯政府可以用很多手段进行调节，把外部制裁对位于链条末端的本国货币在国内消费中造成的影响，降到最小。降低民众的痛感。但2022年俄乌战争从“一小时22分”的闪电战拖成持久战之后，普京为了稳定卢布币值，更主要为了报复大量俄罗斯高官的海外资产遭到冻结，不得不自废武功，放弃了这套玩法，转而宣布“向不友好国家和地区供应天然气和石油时将改用卢布结算”，也就是所谓的“卢布强制结算令”。这是个狠招，但也是一招“七伤拳”。这套强制令一出，卢布在这个链条中的位次就被提前了，直接与石油和天然气强行挂钩，于是链条变成了能源换卢布、卢布换外汇、外汇再换进口商品，进口商品进入国内市场，保障工业和民生的模式。卢布强行与能源直接挂钩，当然给其币值短时间提供了强背书，于是卢布币值起底反弹，一度冲上了50:1的高位，还让俄罗斯在账面上一度重回了“欧洲第一大经济体”。但这剂“壮阳药”是有副作用的。那就是：俄政府通过调节外汇储备平抑卢布汇率波动所带来的冲击的空间消失了。链条重构后，现在的情况是，卢布汇率守得住则已、万一守不住、不值钱的卢布只能在国际市场上换得更少的外汇、购买更少的商品，由此产生的进口物资紧缺会使国内物价水涨船高，之前卢布贬值时没有剧烈发生的“内通胀”就会发生。说简单点，就是老百姓将发现手上的卢布不仅换不到美元，也在国内市场上买不到足够的面包了，这就会产生一系列的连带问题。最终拖垮俄罗斯经济。所以现在回头再看，去年俄罗斯的“卢布强制结算令”不是什么“妙手回春”“一盘大棋”，而只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赌博——俄方赌的是欧洲没有办法在冬天前建立一套脱离自身供应的能源体系，或者俄乌战争可以迅速结束，造成既成事实，逼迫西方认账。这也是为什么普京在宣布强制结算令时特意强调这个命令是针对“不友好国家和地区”的——等仗打完了，你没由头和我“不友好”了，强制结算令就可以解除了。他也知道这个命令对俄罗斯自身经济长期副作用巨大，只能补一时之需。要不然以前为什么不搞呢？但现在的问题是，俄方的这场孤注一掷已经赌输了。国际能源价格目前虽然还维持在较高位置，但已经不像开战之初那么夸张了，从去年年底开始，欧洲能源结构调整基本结束，俄罗斯能源出口出口大幅萎缩，国际原油价格下跌了37.23%，欧洲天然气价格暴跌了近54%。俄乌开战造成的“能源红利”实则已经消失了。而截止到今年7月，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收入约为4.19万亿卢布（432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41.4%，几乎腰斩。更少的能源出口换来更少的卢布，更少的卢布却试图购买足够多的外汇和进口商品，以满足国内需求，于是俄罗斯不得不调用自身大量外汇储备去填补这个窟窿。这种情况下如果卢布币值还能维持住不跌，那就真是活见鬼了。哦，对了，保障民生和民用工业生产，以说服国内民众支持这场战争的同时，俄罗斯还需要为战争产生的庞大军费开支买单。西媒此前曾有估计，说俄罗斯今年的军费开支预算应为5万亿卢布，约合680亿美元，是平常年份的两倍以上。而全部国防安全预算则将占到财政支出的1/3，约为1550亿美元。可是这还仅仅是预算，大部分现代战争烧钱速度都是超预算的

当前环境异常，完成验证后即可继续访问。

今天周末，不写正稿了，随便跟大家聊聊天。昨天在家看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美国真人秀，叫《Undercover

韩国的“严打补课史”：当堂吉诃德试图与风车作战。各位好，昨天在西塞罗上写了《网红举报新东方；大妈怒砸苹果店——什么叫“自古公公好威名”》，聊到了网红“铁头惩恶扬善”大闹并举报杭州新东方的新闻。有朋友对我把这件事与北京红衣大妈打砸苹果店联系在一起谈很不满。说这个“铁头”反补课，上应国家“双减”政策、下防教育内卷，怎么就不对了？这是“义举”好吧？的确，补习班该不该开的问题，在如今国内颇具争议。这个“铁头”甭管他本人动机如何，流量嗅觉确实是相当灵敏，他这一闹，又把这个争议话题炒起来了。所谓当局者迷，国内相关话题，谈起来比较复杂且争议太大。我们不妨看看我们周边的邻国韩国在这个问题上有过一番什么“探索”。可能更方便展开讨论些。1前两天看韩剧《黑暗荣耀》，其中有一个情节我印象挺深的——宋乔恩演的那个女主，在复仇路上为了报答她的一位助手阿姨，说我给你上中学的女儿补课吧，你按最低时薪给我算工资就好，然后那个阿姨如蒙大恩一般对女主感激涕零。而女主给孩子补课方式还特别奇葩，弄得跟地下党接头或阿汤哥演《谍中谍》一样——她让孩子周末去首尔，在回程时买一张与自己相邻座位的指定席车票，然后两个人在高铁上碰头，利用行程的这一个小时时间补课。韩国的火车票虽然行程短，但可不便宜。所以这样搞多了，被她补课的孩子也看出来了，说你身为教师（女主是小学教师），私自给学生补课犯法吧。女主的回答非常“韩式幽默”，说：是啊，可我这人从来不怎么看重法律。其实在整部《黑暗荣耀》当中，有好多谜跟这个相关——女主想要对社会上层的仇人复仇，为什么选择去做小学教师？她又如何攒下了复仇需要的大笔资金？为什么阿姨听说她愿给自己孩子补课，仿佛受了大恩一般感激涕零？补课就补课，为什么非要用这种地下党接头一般的方式进行？所有这些事，其实都源自韩国那个奇葩而纠结的补课业历史。2其实你仔细想想，韩国这个国家在二战后刚独立时真的是噩梦开局。要工业没工业、要技术没技术、要发展传统没传统、国土总面积还不足10万平方公里，而可耕地面积还只有五分之一，且自然资源也十分匮乏，脚底下不仅不产石油，连煤炭铜铁这些矿产资源也少得可怜。不仅粮食需要进口，工业原料也大都来自于海外。更糟糕的是，50年代初一场朝鲜战争还把韩国打成了一片废墟，超过60%的工业设施和工厂建筑遭到严重破坏，超过500万人沦为难民。韩国唯一的特点，似乎就是人口稠密，独立时就有2000万人。但人口稠密这玩意儿，对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消息。面对这种烂摊子，上世纪60年代军头朴正熙上台了。朴正熙这个人以后有机会我想专门写个文章聊聊——在那年头亚非拉一众靠军事政变出头的军阀当中，他应该说算是相当有想法，且有国家责任心的一个。面对这个要啥没啥、唯独人多的烂摊子，朴正熙聪明的给韩国制定了两项国家大计——一是众所周知的扶持财阀，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搞出口导向型经济。二就是不计成本投入教育，试图以“科教立国”的方式让韩国尽快完成产业链攀爬，占据富裕的上游。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韩国的教育不仅投入大，而且一直秉持能上就上、不能上尽早分流的“精英主义”。时至今日，哪怕在严重的少子化现象中，韩国的大学录取率依然在50%左右浮动，被简称为SKY（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的三大名校，录取率更只有2%，与我国985的录取率大体相当，这跟同期开始发展教育，但走了教育产业化路子的我国台湾省是个高中生基本都能读大学的情况，几乎是完全不同的图景。韩国有意维持这种教育精英化的本质就是试图用教育去给人分三六九等。你考上了大学，甚至去了SKY，毕业就可能到三星、现代等大企业找一份好工作，实现阶层跃迁。反之则很可能住一辈子地下室。何况政府数十年如一日的大力投资教育的本质，其实就是从所有国民口袋里掏钱，去补贴能考的上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的学生和教他们的老师。老百姓都不傻，看得出学习好是穷人在韩国打破阶层壁垒的唯一途径，再加上韩国本就受儒家文化影响，有尊师重教的传统。所以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朴正熙一推出他的一揽子计划，韩国就出现了全民读书狂热。当时的韩国就有了“四当五落”的说法，意思是每天只睡四个小时的孩子能考上大学，睡五个小时则会名落孙山。学生们如此多的学习时间，自然给了补习业极大的发展空间。公立学校的老师们于是纷纷开始下海赚外快，在下班或课余时间开补习班。由此产生了公立学校教学质量下降，学生补课时间畸高，课外负担沉重等一系列问题。面对这种情况，朴正熙的调节方式还是比较温和的，他没有直接禁止校外补习培训，而是要求公立学校在放学后提供课外辅导服务，以减少学生对课外学习的需求；同时责令在职教师必须签署承诺书，保证不在课外时间到培训机构上课。再者就是推动高中入学改革，普及高中教育，并实行教师轮岗制，平均各个公立学校的教育资源。可是正如前文所说，韩国的教育竞争压力，本质上是其残酷的社会分层压力的一种投影。所以虽然朴正熙政府的一系列温和政策还算对症下药，但并没有从根子上解决问题，韩国的教育培训行业依然在内卷压力的刺激下蓬勃发展。但到了1979年，全斗焕上台，更猛的药就来了。看过韩剧《第五共和国》的人应该都能感觉的到。同样是军头出身，相比朴正熙，全斗焕的思路更“质朴”一些，面对韩国过于兴盛的补课产业，他觉得：这已经不是一般的课后补习了，不能再犹豫了，必须要出重拳！你敢补课，我就捕你！于是1980

一个永远在“过渡”的国家，一场向现代转型的“鬼打墙”各位好，上个周我写了《克里米亚，一个“猎熊陷阱”是怎样炼成的》和《俄罗斯的战争耐心，会在什么时候耗光》两篇文章，分别讲述了克里米亚战争的起因与过程。有朋友总在催我写下篇，我迟迟没有动笔，主要是一写这种历史题材长篇，总感觉自己的积累不够多，需要恶补很多书籍才能把故事讲的让自己满意。同时我也希望在下篇中解答一个读者们在阅读上中两篇中频繁提到的问题——为什么俄罗斯的历史总让人感觉那样似曾相识，从克里米亚战争、日俄战争、阿富汗战争、到俄乌战争，相似剧情似乎总在一遍又一遍的重演？我迟迟没有为这个问题找到让自己满意的解答，所以就一直不敢动笔写下篇。今天我重翻了一遍大学时读过的、著名政治学者萨缪尔·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隐约有了一点灵感。在这里随笔记下。亨廷顿的这本著作，并不是写俄罗斯的，相反，这本写于上世纪60年代的书，是把镜头放在了二战以后那些获得民族独立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中，成功预测了一件事。亨廷顿在这本书中很好的预测了，为什么有些第三世界国家明明获得了民族独立，却无论是学习美国（像利比里亚）还是学习苏联（像索马里）亦或者美国苏联一块学（比如印度），最终最终却难逃治理失败。与《文明的冲突》一样，亨廷顿试图挑出冷战盛行的意识形态思维模式，给予一个更新颖的解释。为了构建这个解释，亨廷顿把国家分为了三种——传统国家、过渡国家和现代国家。按照他的讲述，一个传统国家想要向现代国家完成成功过渡，必须要经过多重考验。首先第一关是国家运行效率的提升问题，也就是一个现代政府需要将传统社会中原本分散在部落、家族、封建领主或军阀、寡头那里的权力集中起来，这样才能够完成国家的有效治理，推动工业化、现代化的经济发展。在现实中，很多国家是连这第一关都没有过去的，他们早早的就通过貌似引进议会选举等现代制度的方式把收集权力的可能性取消掉了。于是连过渡的第一步都没有走出去。而俄罗斯这个国家相较来说是比较幸运的，它在历史上从不缺乏依赖自己的强力将传统社会分散的地方权力集中起来的人。比如推动俄罗斯进行第一波改革的彼得大帝、就“用自己的野蛮征服了俄罗斯的野蛮”（马克思语），又类似能力的领导人还比如斯大林、和今天简中互联网上很多人依然崇拜的普京。他们的共同能力都在于能够通过铁腕集约权力，满足一个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所需的第一推动。但紧接着，过渡国家又必然遭遇第二重难关——随着经济的增长，政府各层官员依靠权力所能获得的经济利益会同步扩大，这就势必产生难以遏制的腐败问题。同时，现代化意味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基层的人群势必卷入到社会化大生产当中，这就又导致了政府必须及时推动与之前集权相反的改革，完成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下放。否则社会就会因为其政治体制无法承载其经济发展而发生“政治衰朽”。而在俄罗斯历史上，能做到这一点的领导者就不如前者那么多了。因为这是一种与第一重改革截然相反的动作，相当于要一个拥有坚强意志的人完成“权力的自杀”，当然也有一些人试图达成这一点，比如我写克里米亚战争马上会提到的亚历山大二世和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就试图进行类似的改革。但麻烦的事，哪怕产生这样的动议，改革也很难推进，因为分权制改革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之前未参与政治的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这就需要政治体制的同步发展（制度化）与之相匹配。但由于类似的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突然降临的。制度化通常无法与改革的步伐相匹配，一旦新社会集团的涌入造成的压力超过了制度的承载力，就会造成国家的内部撕裂，同样引发“政治衰朽”。俄罗斯历史上的历次政治改革，往往都倒在了这一步过程当中。对于西方来说这个过程由于是缓慢地，各个社会集团在长期的训练中学会了相互妥协，所以往往不容易发生脆断，但俄罗斯的历次现代化进程由于都是“急火加热”，所以类似的事情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而一旦“政治衰朽”发生，社会的内部混乱或对外战争又会导致原本属于国家的那部分功能被利益集团所瓜分，这是沙俄崩溃和苏联解体时都发生过的事。于是俄罗斯就会又重新回到了一个类“传统国家”当中，民众在无能、低效的政府中会再度呼唤一个强人能出来整合权力，重新完成国家向现代国家进行转型的第一推动。总而言之，俄罗斯的历史悲剧，就在于它是一个永远能够开启现代化转型，却无力完成它的国家。用亨廷顿的说法来说，就是它的政治制度化程度永远赶不上政治参与程度，亨廷顿给这种社会起了个名字，叫“普力夺（Praetorian）”社会。亨廷顿将这种社会与政治制度化高于政治参与程度的“公民社会”对立起来。认为这样的社会的特点就是因为缺乏有效沟通渠道，永远无法完成良性治理。对此，亨廷顿在书中有一段精彩的描述：“在普力夺社会里，不仅政治活动家是各路好汉，用以分配官职和决定政策的方法也五花八门。各个团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富人靠行贿，学生靠抗议，工人靠罢工，市民靠暴动，军人就搞政变，牧师则利用布道，教师利用讲台来进行政治煽动，诗人、作家和艺术家则将他们的作品当作匕首和投枪，来表达自己的政见。”把这个描述放在俄罗斯历史身上，你会发现它是若合符契的，俄罗斯历史上之所以能出现那么多令人惊叹的文学家、思想家、艺术家，表达那么多那么深邃的思想，可能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永远处于“普力夺社会”的国家。也正因如此，它的历史故事，总会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如果说相比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是一门预测准确性极低的学问，那么亨廷顿这个人应该算是个异类。他那本著名的《文明的冲突》曾被认为预言了911以后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而这本成书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则成功预测了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向现代化转型的失败。而今天，当我们拿它对照解读俄罗斯历史时，你依然能感到这个模型是那样的若合符契。也许这就是大师的功力所在吧。俄罗斯艺术中有一个著名的“巡回画派”，其实这个国家本身，何尝不是像巡回画派所最善于描画的那些苦行者一样，永远走在向现代化转型而不得的路上……一点读书的随感，写在这里当做今天的文吧。历史长文写的需要更费功夫一些，请等的朋友稍安勿躁。本文2500字，随笔一篇，感谢读完。